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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既注意到从各时期去观察整体历史的发展，也重视某一时期政治思想受环境影响而稍变的情况。例如孔孟主张略同而途径有异，即因时代环境不同之故。公权先生说：“二子之异，殆亦时代使然。盖晚周养士尊贤，肇于魏之西河而盛于齐之稷下，二者孔子皆不及见，而孔子德位兼全之理想君子既无由实现，孟子乃承战国之风，发为以德抗位之说，亦极自然之事也。”又如论墨学之衰灭亦极精辟：“墨家衰亡之最大原因，似在乎环境之改变，而墨徒不能修改师说以适应之。嬴氏统一封建易为郡县，诸侯尽灭，皇帝独尊，销天下兵器以为钟锯金人。如是则尚同非攻之说无所用矣……墨家政治思想本针对晚周之历史背景而产生，其不能昌明于一统之专制天下，诚势所必至。”可以例见作者从历史背景去了解政治思想而出的卓见。
此一巨著对臆说的批驳以及新见的提出也甚可观。自晚清以来，国人每喜作比附之谈，如以孟子具近代民主思想，以墨家具民选制度，以秦政为法治等等，莫不一一据事理驳之，以明学术真理。公权先生治学以平实谨严自期，若无确切事实与坚硕理由，不立新说；但每立一新说，常常是难易之定论。例如比较孔墨，洞见两者相似之处。公权先生指出，“述古学以自辟宗风，立治道以拯时弊，游行诸国，终无所售，乃广授门徒，冀其能行道而传学。凡此皆孔墨之所同也。其相异者一仕一不仕，一由少贱而自跻于士大夫，一则终身以贱人自处……吾人以为就大体言之，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修正了孔墨不同道的旧说，别立令人心悦诚服的新说。又如对两宋功利思想的发挥，亦能超迈前人。公权先生说，“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之功利思想”，然功利思想与理学同为“儒家思想之巨变”，亦时势所致然。两宋功利思想以王安石为中坚，安石显然是儒家中的有为者，而不能把他视为法家。燕京出身专治宋史的刘子健教授对萧氏所论两宋功利主义一章，最表钦佩。
四
抗战胜利之后，中原局势依然动荡，但萧公权先生仍十分怀念战前的清华，很想重返新南院六号旧居，然而主事者竟置之未理，终于北归成梦。再因国共内战的恶化，先避难台北，寻转往北美，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执教。当时美国东西两岸学术性的中国研究正在逐渐勃兴，华大的远东研究中心即为重镇之一，并将研究工作的重心放在19世纪中国。公权先生应同事们的要求，担任难度较大的中国乡村之研究，以“垦荒”的精神去搜寻材料，于三年期间，翻阅近千种中西文书刊，实际引用亦在半数以上，笔录摘要与札记卡片，亦以千数。当轮廓在胸时，进而探索乡村的形态和情况，考证满清政府管制乡村的制度和措施，以及检讨政府管制对乡村的影响与乡民对管制的反应。写作方法不预设假定，而先“放眼看书”，辅之以“小心抉择”，假设自现。故假设实由证据逼出，非主观臆造。假设既立，仍须继续“看书”，继续“抉择”。如果发现与证据有背，则放弃旧的假设，另提新的假设。公权先生自谓；“证据是前因，假设是后果，并非事先修改旧假设或提出新假设，然后才去继续求证。”
经过搜集资料、解读资料、抉择求证以及立说的过程后，逐章写作，然后分章与同人讨论、交换意见，作为修订时的参考。卒于1955年的秋天，全书脱稿，正文约24万字，附录1.6万字，注脚2180余条，约8.7万字，成为一部共计35万字的巨著。然因校订、印刷费时，于稿成五年后的1960年才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乡村》巨著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勾划乡村地区的各种区分，诸如村落、市集、城镇以及保甲与里甲之行政分配。第二部分叙述乡村控制，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意识形态的控制。最后部分讨论乡村与宗族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农民对控制的反应。附录包括有关里甲、社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从整体内容来看，全书的重心放在政治控制，故副题即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以乡村研究固然是新辟的园地，然而政治控制牵涉到政治学与政治原理，仍是公权先生素所在行。这本书的成果也不仅属于社会经济史，而且属于政治史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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