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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先生于30左右年纪，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之造诣已如此之高，与当代名宿论学毫不多让，令拉斯基辈敬畏(拉氏长萧氏5岁)，足令所有的中国学者同感骄傲，吾今已过知天命之年，重读大师青年时所著《政治多元论》，仍惊叹其外文之精当流畅、论证之严谨细密、与夫识见之晶莹透澈，更自知登堂入室之难，师门之弥高。
公权先生批判政治多元论，要以国家主权之不可废，国家一统之尚无可取代。然而就文化领域言之，既无“主权”，亦不必一统，故公权先生于中国文化，不以圣教与异端之说为然，认为“儒家以外还有许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学术”，若“舍百川而不受，必定无以成就沧海的洪深”，主张诸子配孔，建议“管、老、墨三子设位文庙，配享孔子”，因深信“民族文化是一个广包兼容的伟大系统，其中是没有门户界限的”。再以中西文化而论，公权先生虽身与五四运动，却力斥极端反传统主义，认为打孔博古过于偏激，但亦不以尊孔为然；儒学自有其永久之价值，然以孔教可致中国于富强，则“属夸大之妄想”。亦反对全盘西化，讥为浅薄，何异学步邯郸殊，新装窥半面？而认为中西文化各具精神，既有心同理同者，也有相异之端，宜能切磋督实，而并行不悖。公权先生信奉文化多元论，固极显然。
三
萧公权先生自康乃尔大学归国后，至七七抗战军兴，先后执教于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各校，计约10年半。所开课程除专长的西洋政治思想外，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开拓新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当时颇有学者认为政治思想乃西洋之概念，施之于中国或不免捕风捉影、大言欺人。而另一种极端，则由于对政治思想概念不清，将之与其他思想混一而论。公权先生遂从资料的搜集与选择入手，以清晰的概念、敏锐的眼力，以及高度的耐心，将散在群籍有关政治思想的素材抄录出来，在清华大学授课时已陆续印成讲义，题名《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至七七事变起已印成从先秦到明末，总共1400多页，奠定日后著书立说的基础。
抗战期间，公权先生于成都华西坝燕大兼课时，在内迁的光华大学附近农家，租赁几间房屋而居，于两年宁静的乡居生活中，运用政治学观点、历史学方法，于1940年的夏天完成了70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由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交重庆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初版。书出近半世纪以来，中外学子读之、引之，莫不奉为经典巨著。以此书中某些章节为基础撰成专著者，亦大有人在。美国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亦列萧氏门墙，独力移译此书，上卷已由普林斯顿大学于1979年出版，共778页。彼邦学者踊跃争购，益知此书历久不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中国政治思想史》最基本的贡献在于展现明确的中国政治思想，及其在二三千年时间长河里的演变，有力而具体地回应了轻视中国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的议论，证明中国自有其政治思想与不可磨灭的价值。公权先生兼通中西，当然明察到中西政治思想性质有异；由于整个思想趋向的不同，中国尚实践，西欧工思辨，因而有致知与致用之别，于是2000余年中国政治思想亦多属于政术范围，而较缺乏西洋发达的政治原理与政治哲学，但是仍不能以性质殊异遽言价值的高低。
公权先生写史，为政治思想开拓更广阔的境界，上自文献可征的晚周，下迄辛亥革命，极有系统地述论2000余年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而述论的详略则视创获性与影响力之大小而定，所涉及古来学者60余人，皆就原作取精用宏，就政治学观点分类征引，并加以综合与分析，不仅使原作者之政论畅所欲言，而使其意义更加明晰。全书各章夹叙夹议，何者为古人所说，何者为近人意见，何者为作史者之评论，都交代得十分清楚，而贯穿其间者则为作者凝聚于民族与文化之精神。
公权先生深得史学微意，故特别重视政治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史之发展，呈现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演进过程。按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可分为“封建天下之思想”，包括春秋战国在内；“专制天下之思想”，包括秦汉至明清之2000年；以及“近代国家之思想”，包括清末海通以后至辛亥革命。按政治思想演变之大势，则可分为“创造时期”，自孔子至始皇一统；“因袭时期”，自秦汉至宋元；“转变时期”，自明初至清末；“成熟时期”，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公权先生视三民主义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成熟，显有时代因素，因其撰稿成书之日，仍属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孙文学说与三民主义为不可侵犯之“圣教”。谄之，心有不甘；评之，恐遭时忌，是以虽原有孙中山一章，终于不予收录，既奉阙疑之旨，复得讳而不隐之效，亦可略见公权先生心思的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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