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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党政治，政治多元论者指出如英美之大党，几乎完全操纵了代议机制，不能充分表达全体政见，因此政党路线亦应按运作分，重组政党为多党，分别代表各种特殊利益。公权先生的疑难则是，利益与职业性的代表甚多，将形成工党、农党等无数的政党，而“社会民主”中之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势必要求最后之政治裁决。运作既无法平衡，职业政党所关切的问题又颇有限，是以萧氏肯定运作政党并无取代传统政党政治的可行性。
政治多元论最关切如何解决政治与经济间的运作关系，欲令政治与经济多元化。政治一元论自亚里斯多德以来，以经济为国家致富的手段，经济既为政治服务又臣服于政治。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始视财产为目的，而非手段，政府之成立为了保护财产，经济于是高于政治。公权先生则认为，如果政治成为经济之手段，为了更加有效保护财产，势必更有赖于政府，洛克的国家理论也势必导向以财富大小而分的寡头政治，造成政治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反而更加不民主。国家既为了财富，则无产者即不相干，势必引发社会主义的抗议，要求经济上的重新组合，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社会程序约化为绝对的经济组合。社会主义虽强调经济，但并不意味国家之死亡，反而将造成更强大的国家，以便兼顾政治与经济双方的利益。总之，政治性的国家将永远是超过任何社会组织的最高权力。
政治多元论者也攻击法国哲学家卢梭(Rousseau)所谓的“公意”（generalwill），并“主权”而同斥之，以为公意难知，尊重公意何异尊重国家之意愿？实属另一种政治绝对主义。然而公权先生指陈，特殊的私愿必须与公意协调，而犯人与疯子的私愿更无法兼顾，认为多元论者柯尔(G．D．H．Cole)所谓政治只能顾及每一个人的实际意愿是荒谬的。所谓接受公意即背弃民主，也非实在。杜奎所谓“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实近乎卢梭之“公意”。拉斯基所谓的社会意愿，也近似一元论的观点。公权先生更进而批评拉斯基于论证上的矛盾，谓拉氏既以国家代表全体，需要超越诸多特殊利益，然则又如何能使部分利益反对整体利益；既谓国家为整体利益，为整体服务，必须控制部分组织，然则部分组织又何能反对国家而使不失维持控制之权威？拉氏既然承认国家乃其他组织共同认同的唯一政治组织，则无所谓众多的权威组织，却又说国家仅系组织之一种，并不能代表整体利益。两歧与矛盾显然可见。不过，公权先生虽认为多元论之批判一元论翻不出一元论的掌心，但仍然肯定多元论坚持多样性格，揭出社会利益冲突，社会组织的复杂，以及正当群体意愿的表达。不过，类此优点固不足以推翻公意之说，仅可补其不逮。
政治多元论不仅尚异，而且求变，如否认法律之一成不变，然而一元论固亦重视政治程序中之变动。多元论以社会为“移动的实体”，持续发展，然而发展过程中必有稳固、冲突、统一、分离诸情状。社会发展之总趋势，仍然是经由冲突与分离而导向组合。总之，公权先生指出，求变宜也，但变不仅仅是分化与冲突，主要还是融合与统一。
政治多元论的哲学背景是“实验主义”(Pragmatism)，实验主义反对一元论之不容纳个体与自由。事实上，一元唯心主义非如实验主义所认为的“封闭宇宙”(block universe)。实验主义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以其“多元宇宙”攻排“封闭宇宙”，着眼于伦理，而非逻辑与形而上学。以公权先生之见，“多元宇宙”在逻辑上不一定不好，但在伦理上和现实上，并不比一元世界好。如果攻击一元世界反自由，则多元的实验主义势必否定任何的整体，包括个人自由在内的整体。实验主义的吸引处，无疑是特殊的自由与进步性格，但问题是以实验为标准的真理与价值，不一定能获致进步。詹姆士在理论上还有自相矛盾的困难，他不得不承认某些绝对的价值；他热衷于“多元宇宙”，但他的理性实促使他选择一元秩序，其思想中理性与实验两端遂不甚调和。萧氏认为政治多元论与实验哲学精神相契，但并无逻辑上必然的连接，如拉斯基受詹姆士启发而不顺从。萧氏深信实验主义扭曲现实(包括政治现实)，故无法产生正确的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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