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详
另有光明日报1954年11月28日的社论《贯彻
人民法院组织法，加强与健全人民的司法工作》
（三）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特性决定了最高法院的政法治理方式。
最高法院的建立以打碎旧的司法机关为鲜明特征，并且有着很强的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痕迹。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的号召，国民党时代的法院作为旧的国家机器在很短的时间被打碎。1949年10月22日，最高法院在以原华北人民法院为基础正式建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领导，12月3日，最高法院委员会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23以最高法院为首的司法体制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在1951年9月3日通过的《
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和监督”，“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分庭）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 1954年通过《
人民法院组织法》，此时的最高法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它负责并报告工作。1955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审判委员会，从1955年1月起，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庭按照合议制审判案件。
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特性决定最高法院的政法治理方式，表现之一就是在最高法院在中央各机关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化（被边缘化）的位置。最高法院的权力被边缘化表现为，其权力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就没有被严格的界定过。权力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文本的规定而应当是在微观层面，在权力运作的末梢，在一种权力与另一种权力交界的地方，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了解权力是如何实现的。24虽然《
人民法院组织法》有过专门的规定，但是最高法院的权力是通过与包括政法委员会、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署、公安部等其他政法机关在实际制度运作中的相互博弈表达出来的。因此，在建国初期，最高法院在整个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实际上并不高，与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署、公安部共同组成政法机关，由政法委员会组织协调。当时不是强调各部门的精细分工，而是强调通力合作，从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的讲话，可以推测当时最高法院的地位：
“在这次会议中，有四个机关准备作报告，这些报告，虽由个别同志来作，但报告的内容，都是经过这些机关的司法工作者共同商讨了的，并不是哪一个报告就是代表哪一个机关的意见，而是共同的意见”。25
建国初期，围绕中心工作，有时候行政与司法的工作界限也没有严格区分。1950年11月3日发布的《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是在第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后，针对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所做的指示。从1950年7月14日政务院第41次政务会议通过《
人民法庭组织通则》、1952年3月21日政务院第129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
“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1952年3月28日政务院第130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也可以看出，是政务院而不是最高法院在人民法庭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此外，政务院有时还通过与最高法院发布联合指示来动员全国力量来完成某些活动：1950年7月23日联合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13日联合发布《关于人民司法机关迅速清理积案的指示》；1955年12月29日联合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准予上诉的通知》。这也表明，最高法院所能够动员全国力量来完成任务的作用有限。
更细微的观察表明，在建国初期，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审判活动和司法行政分立，司法部实际上成为全国法院管理的枢纽。26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与目前的司法改革不同，第一次司法改革与最高法院并没有直接联系，原因就在于当时法院的行政事务是由司法部管理。第一次司法改革是在政务院及其政治法律委员会领导下，由司法部牵头搞起来的。27司法部成为制约最高法院的一个重要力量，最高法院的很多指示都是通过与司法部联合作出的。按照时任司法部副部长魏文伯的说法：
“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工作上虽有分工，但是因为司法行政机关是以组织与改进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来保证审判工作更好地进行的，所以两者必须密切配合，有些工作还需联合进行。如对有些工作联合发布指示、共同召开会议、联合组织工作检查组，这样做会有效地推动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28
表2 中国最高法院与司法部的联合指示（通告）29
时间
名称/内容
1950.2.1
1950.2.15
1950.6.22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及呈送各地司法资料的通令》
《关于建立与健全司法统计工作的通令》
《关于审判方针、各级法院、监狱编制、法院领导关系及审级
管辖问题的批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