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
1．
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
宪法应该是一部具备实际效力的法——在这一点上它和普通法律是共同的，但它又不是普通的法。这不仅因为
宪法作为“更高的法”(Higher Law)在等级上高于普通的法，而且更重要的是，
宪法和普通法律的实现目的之方式正好相反：普通的法律主要是规定公民义务，
宪法的基本目的则是规定个人权利。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有些国家的
宪法也规定了少量的公民义务，[10] 尽管这些义务是不可实施的，而有些法律也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尤其在福利时代来临后，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为社会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义务，因而越来越多的法律规定了公民可以向国家索求的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但例外归例外，规则仍然是：绝大多数法律通过对个人规定义务并对违规行为实施惩罚来调整个人的行为动机结构，以防止那些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个人行为；
宪法的基本任务则是保证法律限制充分尊重个人的基本自由，避免它们以不必要的方式对个人权利产生过分负担。
由此可见，
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因为这是普通法律的任务。在普通法律秩序下，民法调整私人和私人（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刑法通过国家强行禁止那些对其他公民造成严重危害的私人行为，行政法则调整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11] 对于所有这些法律，立法者都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对个人施加法律义务以及必要的制裁。但基于契约论的根本出发点，
宪法的目的是防止这些法律过分侵犯任何理性公民都不可能同意放弃的基本权利，因而没有为义务条款留下任何余地。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不可能以私人身份“违宪”，因而也就没有遵守
宪法的义务——不是说个人在道德上可以不遵守，而是说
宪法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只是针对政府机构，尤其是立法机构，而非针对私人，因而不可能在法律意义上追究私人的宪法义务。[12] 因此，现行
宪法第
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可以说混淆了
宪法和法律在性质上的重要区别。
当然，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和无限的，每个人都必须在尊重他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行使自己的权利。然而，规定义务和界定权利的范围是性质全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前者要求个人通过积极行为履行义务，后者则只是将个人权利的保障限于一定的程度和范围，超越这个范围的自由不但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且可以依据法律而受到起诉。因此，现行
宪法第
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更准确地说，它不是在规定公民不得侵犯国家或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之义务，而是将尊重集体或他人权利作为自己的权利也享受
宪法保护的前提条件。
2．
宪法有关公民义务的规定大都是多余、含糊和难以实施的
1982年
宪法第二章的标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中第49-56条比较集中地规定了公民义务。[13] 另外，第一章“总纲”也有少量条款规定了公民义务。在这当中，有些条款是没有必要规定或没有必要通过
宪法规定的。例如第五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条是众所周知的普遍原则，似乎没有必要规定。事实上，与其规定这类抽象原则，不如在宪法制约机制上多下功夫，以切实保证个人和集团的权力限制在
宪法与法律范围内。第12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类似地，防止侵蚀公有财产的合理手段是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制度和法律，否则无论公共财产在
宪法上如何“神圣不可侵犯”，都不能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第49条）——规定这些义务的适当途径是制定《计划生育法》或《赡养父母和未成年子女法》，而不是通过
宪法笼统宣布这类目标。“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50条）——任何法治国家的基本义务是保护所有人的“正当”或“合法”权利和利益，难道不是华侨或归侨的访华者（比如游客或从事交流的学者）的正当合法利益就可以受到侵犯？“公民必须遵守
宪法和法律”（第
53条）——如上所述，由于
宪法只应该规定权利，公民如何“遵守”或“违反”
宪法就成了一个费解的问题，而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一般法律——不仅是中国公民，在华的外国人也同样如此，这也是无需规定的常识。[14]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公民的光荣义务”（第55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第56条）——既然已经有法律规定，国家照常实施法律就可以了，因而这主要是国家而不是公民的
宪法义务；公民的义务就是遵守法律规定，因而不直接涉及到
宪法，除非国家在制定和实施法律过程中侵犯了个人基本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