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
刑法》第
五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至于犯罪是否成年、是否有前科以及对待罪行的主观态度，是从重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参考条件。这明确地说明了判刑的根据是什么。
那么，判处刑罚能不能根据民愤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一）依法办事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既然
刑法上没有规定要按民愤判刑，那么从理论上讲，民愤就不能成为判刑的根据了。（二）根据民愤来判处刑罚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前面关于民愤概念的分析，我们知道，民愤是个比较抽象且难于掌握的概念，判处刑罚根据民愤，势必给法院增加工作量，不能及时地惩办犯罪。
赵惠民文中说到，审判人员的情感不能和民愤混为一谈。我们认为，审判人员既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对于犯罪行为不可能无动于衷，这样，审判人员在判决时就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偏差。
如果判刑根据民愤，还容易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出现冤假错案。例如，最近报上报道：有一个处长看见几个流氓侮辱一个女青年，他坐在小车上，却见难不救，最后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行政处分。可以说，人民群众对待这样一个党员干部的愤恨，大大超过了对一个盗窃犯的愤恨，那么是不是，根据民愤判他比盗窃犯更重的刑罚呢？显然不能，因为他根本没有触犯《
刑法》。
赵惠民文中说到，《
刑法》中虽然没有规定要按民愤定罪量刑，但《
刑法》的每一条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的确，而且正是由于《
刑法》的每一条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所以我们根据法律和事实作出判决。本身就是舒民心顺民意的，何必多此一举--又考虑民愤呢？
四、要不要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蠡干的文章说到，在判决书上写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是值得商榷的。我则不以为然，虽然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平民愤，判处刑罚的根据也不是民愤，但是，在判决书上写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还有利无弊的。写上这一句，足以说明，判处这一死刑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的，法院是经过了慎动考虑的，这个人是非杀不可的，而不是可杀不可杀的。这正体现了我们一贯提倡的“少杀”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