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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和生活世界互动过程中设置一些防护闸，但它们只有在同时重新进行势力划分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现代社会拥有三种资源：金钱（Geld）、权力（Macht）和团结（Solidarit?t），可以用来满足完成控制功能的需要。三者的影响范围必须处于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我说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团结的社会一体化力量，面对其他两种调节手段，即金钱与行政权的一体化力量，必须得到坚持。现在看来，生活的各个领域一直就是依赖于团结的，它们继承传统价值和文化知识，将各个群体整合起来，或使适龄青年社会化。但是，政治意志的形成也必须从这一源泉当中汲取力量，政治意志的形成应当对那些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与国家个经济之间的划界和交流施加影响。
……这涉及各种生活风格的不可侵害性和自主，某种程度上涉及保护具有传统习惯的亚文化群，或改变过时生活形式的准则。对于前者地方主义运动提供了例证，对于后者女权运动或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例证。这些斗争大都还处在潜伏状态，它们在日常交往的微观领域运动，只是有时凝聚成公众和更高阶段的互主体性。在这种场合能够形成自主的公众，一旦这种潜能被用于自我组织和对交往媒介的自我组织的运用，这些自主的公众也会相互交往。在某种界限下，在那里有组织的目标会超脱组织成员们的想法和态度，但在那里这些目标也将取决于已独立的各组织保持其存在的意趋。接近基层的组织的行动能力，将不断落后于它们的反思能力。这对于解决在继续实行社会福利国家方案中提到前面来的那个课题，未必是障碍。自主的公众一定能将权力和理智自我调节机制面对激进民主主义意志结构按目的定向的结果成为足够敏感的东西。很可能这点之达到成功，只有各政治党派无所代偿地放弃它们的某种功能，也就是说没有得到相应的替代功能而只是让出一种功能，――即产生群众忠心的功能。
这些考虑向规范领域这种无人国摸索前进得越远，就愈显得是应急性的，甚至是欠明朗的。在这种问题上划否定性界限事实上是更简单。已得到反思的社会福利国家方案在同劳动社会的乌托邦特别。从前劳动社会乌托邦是依活的劳动与死的劳动的对照、依自我活动的观念定向的。在这样做时，它自然必须把工业劳动者亚文化群生活形式假定为团结的一个泉源。它必须假定工厂中的协作关系甚至会加强劳动者亚文化群自发产生的团结。但是这种亚文化群这期间已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它们缔造团结的力量是否能在劳动场所得以新生，是相当可疑的。不管怎样，过去曾是劳动社会乌托邦前提和边界条件的东西，今天成了讨论的出题。随着这一问题，乌托邦的重点正在从劳动的概念推移到交往的概念。我只是说"重点"，因为随着从劳动社会到交往社会这种模式的变换，与乌托邦传统的联结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确实，同劳动社会的乌托内蕴告别，决不是历史意识和政治讨论的乌托邦维度整个的结束。如果乌托邦这块绿洲枯干，展现出的就是一片平庸不堪和绝望无计的荒漠。我坚持自己的这个论点，即近代的自我确证始终是从一种现实性的意识得到鼓舞，在这种意识中，历史思想和乌托邦的思想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但随同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内蕴一起，有两种曾赋予近代的自我理解以魔力的幻象消逝了。第一种幻象是从缺乏分化产生的。
在社会秩序的乌托邦中幸福与解放这类维度曾是和增强力及生产社会财富这些维度融合在一起，合理生活形式的设计同合理控制自然及动员社会力量结合成一种幻影式的共生体。在生产力中脱链而出的工具理性，各种组织和计划内容中展现出来的功能议理性，曾被认为应当开辟出达到合乎人的尊严的、平等而自由的生活的道路。从现有劳动关系的生产率应当最终顺利地产的相互谅解关系的潜力。这种混乱观念的顽固性还在批判的颠倒中反映出来，例如，当把集权主义的大组织的规范化功能和道德普遍主义所主张的普遍化功能混为一谈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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