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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业社会的不同政见者的出发点却是，无论是商业化或官僚化，同样都对生活世界构成了威胁。两种媒介，无论是权力还是金钱，没有一种会比另一种更加无害。不过，不同政见者们也认为，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即尽管生活世界的有机基础和交往的内部结构受到了威胁，还是应当加强生活世界的自主性。但他们要求，那些操纵在权力和金钱手中的亚系统的固有动力机制，应当通过接近基层的自我管理组织形式来加以打破，至少加以限制。在这方面，有关使社会保障与就业脱钩的建议以及二元经济概念发挥了作用【12】。消除差别，当然不应当只考虑到职业劳动者，而且也应当考虑到消费者、国家公民和福利国家官僚体制的当事人。于是，工业社会的不同政见者从合法主义者放弃的激进民主主义因素中继承了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然而，只要他们只限于提出不同政见，只要他们囿于主张彻底拒绝的原教旨主义，和只限于提出停止和消除差别的否定性纲领，他们就无法深入了解社会福利国家的纲领。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约束这一信条当中，不只隐蔽着对如下事实的失望立场：即复杂的市场经济结构再也不能通过劳动者自我管理这一简单方法从内部实现突破，并获得民主改造。这种信条也包含着这样一种见解，即从外在对自我控制的机制施加间接影响，需要有某种新的东西，即通过革新把权力和理智的自我约束高度统一起来。这在过去当然首先是建立在如下观念基础上的：社会可以用政治-行政权力这一中性手段对自身施加影响，而且不会有任何危害。如果资本主义和干预主义国家都应当受到"社会的约束"，那任务就艰巨多了。因为，这样一来，权力和理智的自我限制在相互统一过程中便不再赋予国家计划能力了。
如果限制与间接调控也应当针对公共管理部门的固有动力机制，就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求所需要的反思力量和调控力量，具体来说，就是要到自我组织的自主公共领域与通过金钱与行政权力调节的行为领域之间已经彻底改变了的关系当中去寻求。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难题：即依靠政党机器把各种利益通过民主的途径加以普及，并从普遍主义的角度对规范加以论证。而政党机器已经独立成为庞大的组织，似乎已经进入政治制度。亚文化的自发多元主义只能从自发的拒绝合作行动产生出来，它似乎也必须用公民平等的规范顺便加以阐释。但这样也就可能会出现一个领域，它似乎是新社团主义灰色地带的影子。
五、
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陷入了死胡同。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力量也一道走向了穷竭。正统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对策，借助的是一种处于守势的时代精神；它们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失去乌托邦维度的历史意识。即便是对社会生产增长持不同态度的人，也处于防御地位。如果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没有明确予以实施或终止，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继续加以反思，那么，他们的对策就会转入攻势。得到反思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不仅旨在控制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旨在约束国家本身，它当然会使作为它的核心范畴的劳动失去意义。也就是说，关键可能不再是成为规范的充分就业。这样一种纲领从来有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建立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来打破劳动市场对于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中的漫长束缚；这种漫长的束缚同样也针对那些后备军的潜力，这些潜力正在增长当中，同时又不断受到排斥。这一步骤具有革命意义，但还革命得不够。即使生活世界不仅能够免受就业制度非人性的强制，而且能够免除由于行政对权力的保护措施而导致的反生产的副作用，这一步骤也还革命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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