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正在抬头，它关注的同样也是工业社会，但坚决批判社会福利国家纲领。里根当局和撒切尔政府是以新保守主义名义当政的；联邦德国的保守主义政府也坚持类似的路线。新保守主义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1，一种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应该能够改善资本的利用条件，并再次使资本的积累过程运行起来。这种政策是以较高的失业率为代价的，当然，它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美国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收入的重新分配过程中，下层人民的负担加重了，只有在大资本家的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国家的功能也越来越受到限制。
2，政治系统的合法化成本应当有所降低。"要求膨胀"和"失去控制"是一种政策的代名词，这种政策旨在把行政和公众意志尽可能地脱离开来。这就刺激了新社团主义的发展，从而增强了非国家的大组织的控制力，特别是企业家组织和工会的控制力。此外，把合乎规范的议会权能变为仅仅是功能性的商谈伙伴，从而使国家变成众多商谈伙伴中的一个。权限转入新社团主义的灰色地带，使决策模式越来越失去了社会内涵，而按照
宪法的规定，决策应当均等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11】。
3，文化政策受命在两条战线上行动。一方面，它要让知识分子作为现代主义醉心权力而又不生产的代表阶层斯文扫地；因为后物质主义的价值，首先是对自我实现的明确需要和对普遍主义启蒙道德的批判，被认为是对劳动社会和非政治公共领域动力基础的威胁。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即具有维系力量的传统道德，如爱国主义、市民宗教以及民族文化等，应当受到保护。这些东西之存在，是为了让私人生活世界摆脱个人的约束，并抵挡竞争社会和不断加速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
如果新保守主义政策在那种由它促成的分裂社会内找到自己的基础，它就会有付诸实施的机会。那些遭到排挤的边缘群体没有支配着投票权。因为它们是被划在生产过程之外的少数，需要赡养。国际范围内中心与边缘的发展模式，现在好象正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重演：这些稳固的势力在它们再生产过程中愈来愈不指望贫穷无权者的劳动与合作意愿。当然，一种政策不仅必须得到贯彻，也必须发挥作用。但是，执意宣布取消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似乎会也在功能方面留下缝隙，只有压迫或破坏才能把这些缝隙弥补起来。
第三种反应模式表现为经济增长批判者们的不同意见。这些批判者对社会福利国家采取一种矛盾的态度。例如，在联邦德国的 "新社会运动 "中，来自各条阵线的少数派--老年人和青年人、妇女和失业者、残废人与同性恋者、信徒和非信徒等--组织成一种"反生产主义的联盟"。他们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反对正统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共同主张的生产主义进步观。对于正统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来说，要想使社会现代化尽可能地避免危机，关键就在于在国家和经济这些子系统之间正确地分担压力。关于危机的原因，一派认为在于经济固有的动力机制失去控制，另一派则认为在于经济受到官僚主义的束缚。关于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压制或计划管理问题，他们也作出了相似的诊断。一方认为原因在于劳动力的货币化，另一方在认为破坏的根源在于官僚制度对于创造性的扼杀。但两者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都认为生活世界是需要保护的互动领域，与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即国家与经济相比而言，只能扮演一种消极的角色。双方都坚信，如果国家和经济能以恰当的关系彼此补充和相互加强，就可以使生活世界完全摆脱这些子系统，并能使它得到保护，免受系统的侵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