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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是那些承认社会福利国家的伟大历史成就而不大允许批评社会福利国家弱点的人，逐渐认识到社会福利国家的失策。这种失策不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阻力、不是由于没有诚心诚意地实现这一纲领，而是由于这一纲领本身就具有片面性。权力作为一种媒介，也许不可或缺，但只是被认为是毫无危害，对权力的一切怀疑都被弄得黯然失色。社会福利国家的纲领耗费整整大部分的权力，以使它们能取得法律效力，能从公共财政那里得到资助，在它们的爱益者的生活世界中得到落实。这样一来，由法律规范、国家管理机构和非国家管理机构组成的网络正在不断地铺张，它笼罩了可能的当事人和实际的当事人的日常生活。
关于法制化和官僚化的广泛讨论，关于国家社会政策反生产的作用的特殊讨论，关于社会服务职业化和科学化的讨论，使人们注意到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说明：实施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决非是一种没有特性的被动媒介。恰恰相反，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涉及到的是一种使各种因素零散化的实践，也就是说，是规范化和监督的实践。对于这一实践的物化力量和主体化力量，福科曾作过深入研究，一直把它们追溯到日常交往最细微的部分当中。生活世界被牢牢控制和操纵，并且四分五裂，生活世界的变形，确实比物质上的剥削和贫困这种明显的形式要精微得多，但是，社会冲突转压到了精神和肉体头上，并且被内在化了，它们并不会因此而降低破坏的力量。简言之，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本身就包含有目标与方法之间的矛盾。其目标是创造具有平等结构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同时应当给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个人的能动性提供活动空间。但很显然，这一目标不能通过把政治纲领法律化和行政化而付诸实现。要求权力媒介创造生活方式，这样做是过分了。
四、
借助于以上两个问题，我讨论了富有成果的社会福利国家在前进过程中给自己设置的障碍。我的意思不是说，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本来就是一种失误的选择。相反，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作为一种民主法治国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政治制度的前进方向。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这种政治制度--无论是从社会福利国家的功能来看，还是从社会福利国家所满足的规范要求来看。特别是那些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尚未成熟的国家，更没有什么可信的理由避开这条途径。正是这些依然在争取过程中的妥协结构具有无可替代性，甚至是不可逆转性，今天使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发达的资本主义既离不开社会福利国家，又无法用社会福利国家来进一步完善自身。那些对这一两难所作出的或多或少无可奈何的反应表明，劳动社会乌托邦已经失去了其改治鼓动力量。
对于象联邦德国以及美国这类国家，奥佛区分出了三种反应模式【10】。右翼社民主党提出的关于工业社会-社会福利国家的正统主义现在处在守势。我所说的正统主义比较宽泛，可以用来指美国民主党人蒙代尔派，或密特朗为首的法国第二届政府。正统主义者从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中删掉的，正是过去从劳动社会乌托邦那里借用过来的因素。他们放弃了克服他律劳动，以使自由平等的公民在生产领域内的地位凝聚成为自主生活方式的核心这一目标。正统主义者在今天是真正的保守派，这些人希望把已经获得达到的东西固守住。他们希望再次找到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平衡点。民主的使用价值取向与资本主义自身动力之间被打破的平衡，必须重新建立起来。这一纲领的实质就是要坚持社会福利国家的占有等级制度。但它错估潜在的反抗力量，随着官僚制度不断侵蚀自发形成并且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世界，这些反抗力量慢慢地聚集了起来。同样，这一纲领也没有认真对待社会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工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这一事实。随着选民结构的改变和工会地位的削弱，一种和时代进行的绝望竞赛正在威胁着这样一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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