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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里，这一比较苛刻的条件已经大体上实现了，至少在战后和重建时比较有利的状况下是这样。但我不打算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变化的局面，也就是说，不想探讨具体情况，而是要探讨社会福利国家在取得成就时所面临的种种内在困难【9】。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是经常会出现的：干预主义的国家有没有足够的权利、能不能充分有效地用自己纲领来约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动用政治权力来促进和保障合乎人的尊严的自由生活方式这一实质目标的实现，这样做是否正确？因此，首先是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调和的界限问题，其次是能否用法律和官僚的手段来创造新的生活方式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
对于确保凯恩斯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应付世界市场的强制要求，以及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政策，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一种过分狭隘的框架。但是，国家对内干预力量和干预能力的限度就更为明显了。社会福利国家贯彻自己的纲领越是卓有成效，就越是会遭到私人投资者的抵抗。当然，有许多原因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投资意愿衰减和增长下滑。但是，利用资本的条件和社会福利国家政策的结果之间并非没有关系。无论是在实际层面，还是在企业家的主观感受当中（这更属当然），都是如此。除此之外，为了使投资合理化，也会导致工资和其他成本的增加。投资合理化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结果导致，尽管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劳动力却越来越出现过剩。缺乏投资意愿和经济停滞不前，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和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在公众的感受中，这些可能是和社会福利国家的代价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形势下，社会福利国家寻求妥协和自我捍卫在结构上的局限性也就暴露了出来。由于社会福利国家必须保持经济系统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受损害，因此，它就只能顺应现有制度来干预私人投资。它在这方面仿佛是无能为力，因为收入的再分配本质上是在处于依附地位的就业者集团内部进行水平调节，而对于特殊阶级的财产结构，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再分配则几乎没有触及。因此，富有成效的社会福利国家正在沦陷入这样一种情境：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如克劳斯·奥佛所指出的，社会福利国家自身决非自主的"福利泉源" ，也无法把就业作为公民权来加以保障。
在这种情境下，社会福利国家同时还面临着失去其社会基础的危险。那些从社会福利国家的发情直接获得最大好处的、有进取性的选民阶层，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会形成一种保护既得财产的精神气质，同老的中等阶级，也就是具有"生产主义"意向的阶层组成一种防御阵营，以对付无权群体和边缘群体。由于选民基础发生了变化，受到威胁的首先是一些长期把社会福利国家当作自己纲领的政党，比如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同时，各种工会组织也因劳动市场的变化而陷入因境；它们的威胁力量被削弱了，它们的成员和会捐减少了，感到必须尽快采取补救政策，照顾就业者的短期利益。
关于第二个问题：
即使社会福利国家侥幸延缓以至彻底消除威胁自身功能的副作用，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的代理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方面。表面上面临的任务是，约束自发增长的经济力量，防止处于从属地位的劳动者的生活世界遭受经济危机的破坏。议会赋予的政府权力，看起来是一种既无危害又不可少的力量泉源，干预主义的国家必须从这里汲取力量和行动能力来对付经济系统。积极行动的国家不仅干预经济运行，而且也干预公民的日常生活，改革主义者认为国家这样做无克挑剔--因为，改善就业者的生活条件是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的目标。用这种方法的确也取得了更高程度的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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