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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 【6】。
今天，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已失去了说服力。而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力已不再是无害的，也不仅是因为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身显然未曾导致劳动者的自我管理。主要的一点在于，乌托邦已失去其现实关怀：即抽象劳动所具有的塑造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力量。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曾认真分析了"那些令人信服的论点，它们说明，劳动、生产和职业这些要素对整个社会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客观上正在减弱" 【7】。
今天还有为数不多的著作敢于把乌托邦当作主题，高茨（Andre Gorz）的《通向天堂之路》（Wege ins Paradies）就是其中之一。高茨建议并论证说，依靠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可以把劳动和收入脱钩，从而抛弃马克思的观点，即：自我实现与物质生活之间不会发生矛盾。
但是，政治失去说服力的劳动社会乌托邦为何对广大公众还有意义，而且有助于说明乌托邦动力的普遍穷竭呢？显然，乌托邦不仅吸引过知识分子，也鼓舞过欧洲工人运动，并且在20世纪三种各不相同、却都有世界影响的纲领中留下了痕迹。为了克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世界经济危机，出现了有关的政治潮流：诸如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佛朗哥西班牙的权威团体主义；以及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出现的社会民主党的改革主义。这种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也继承了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遗产，也就是说，继承了民主法治国家的传统。这个纲领虽然是从社会民主党传统中产生出来的，但决非只有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政府才贯彻这个纲领。第二次世界战之后，西方各国所有执政党都或多或少是靠宣扬社会福利国家纲领而赢得多数支持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意识到，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是有缺陷的，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新的替代纲领。所以，我所要阐明的是如下论点：新的非了然性属于这样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一种依然还从劳动社会乌托邦那里汲取营养的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正在失去其为集体规划一种更加美好、更少危害的未来生活的力量。
三、
乌托邦的核心就是把人们从缺乏自主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当然，它在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中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获得解放并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关系，不应当再直接从劳动关系的革命过程中产生出来，也就是说，不应当再从将他律劳动改造为自我活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然而，就在这一纲领中，经过改革的就业关系也仍然保持着中心地位【8】。它们不仅是那些旨摆脱他律劳动的人性化措施的出发点，而且主要是为消除雇佣劳动的基本风险（事故、疾病、失业、年老失养）而进行补偿的出发点。这样也就必然导致：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纳入这样一种就业制度当中，--目的就是充分就业。只有当充分就业的工资收入者的地位成为规范时，才能达到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处于依附地位的职业劳动总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此，公民将以社会福利国家官僚机构委托人的身份，通过法律要求得到补偿，也可以作为大众财富消费者的身份，通过购买力得到补偿。因此，平息阶级对抗的杠杠依然是消除雇佣劳动者地位中的冲突因素。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应当依靠社会福利国家的立法和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社会福利国家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普选；其社会基础则是独立的工会和工人政党。当然，决定社会福利国家纲领能否取得成效的，首先还是干预主义国家机器的权力和行动能力。国家机器干预经济系统，目的是要保持资本主义的增长速度，缓解危机，同时保证企业和劳动岗位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以便带来增长，并重新加以分配，而不让私人投资者丧气。这也就揭示了社会福利国家的运作方法：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和阶级对抗的平息，应当这样来加以实现，即依靠民主而合法的国家权力来规范和约束资本主义的自发增长过程。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的实质依然是从劳动社会乌托邦的残余中汲取营养：由于公民的参与权和社会参与权使就业者的地位得到了保障，因此，大部分民众都获得了享受自由、社会公正和高福利的机会。但前提是，通过国家干预，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能够做到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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