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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昨天，情况看起来就是如此。今天的情况是这样的：乌托邦力量似乎已经消耗殆尽，并且已经从历史思想当中抽身出来。未来的视野发生收缩，彻底改变了时代精神和政治。未来充满了消极的因素，在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满是可怖的景象，生命到处都可能受到危害：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核武器失去控制，四处扩散，发展中国家面临制度性的贫困，发达国家的失业居高不下，社会不平衡日甚一日，环境污染问题迫在眉睫，高新技术的使用离灭顶之灾只有一步之遥，它们通过大众传媒，把一些关键词置入公众意识之中。知识界的对策和政治家们的对策一样，都反映出无计可施。如果人们在筹划未来时越来越多地承认无计可施，那么所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情况在客观上可能就不那么一目了然。然而，非了然性（Unübersichtigkeit）也是一个社会充满并自信准备有所行动而发挥的功能。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文化是否还充满自信。
二、
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乌托邦力量已经穷竭。古典乌托邦生动地描绘了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由社会组织的幸福条件；自19世纪以来介入政治争论的社会乌托邦同历史思想融合在一起，它们唤醒的是比较现实的期待。它们把科学、技术和计划想象成合理控制自然与社会的工具，认为这些工具万无一失，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恰恰是这种期待在这期间被大量有力证据推翻了。核能、武器技术和向太空进军，基因研究和生物技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干预、信息处理和数据收集、新的交往媒介等，这些技术从一开始就是双刃剑。而且，那些需要控制的系统越复杂，不良后果就越严重。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生产力变为破坏力，计划的能力变为潜在的干扰力量。因此，今天首先是以下一些理论获得了巨大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理论试图阐明，那些可以提高权力的力量，事实上使自主性转变为依从性，使解放转变为压迫，使合理性转变为非理性，而这些力量一度是现代建立其自我意识和乌托邦力量的源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从海德格尔对近代主体性的批判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只有通过漫无目的的鼓动，才能摆脱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单调乏味的苦役。我们与其要掌握这个世界上表层的偶然性，不如更加致力于解释世界开辟时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偶然性。福科（ Foucault）把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发展成为关于权力轮回的理论。福科认为，权力只是在不断地兜圈子，但也不断地形成新的话语结构。福科的这一观点只能窒息西方文化的自信心和最后一点乌托邦的火花。
在知识层面上，流传着一种怀疑立场，认为乌托邦力量的穷竭不仅符合一种短暂的文化悲观主义心境，而且触及更深的东西。它可能预示了整个现代时间意识的改变。历史思想和乌托邦思想的结合体或许正在解体；时代精神的结构和政治的组合状态或许正在变化。历史意识或许将失去其乌托邦力量：如果说在18世纪末，对天堂的期盼随着乌托邦的世俗化而移入此岸世界，那么，两百年后的今天，乌托邦的期待似乎将要丧失其世俗化的特点而又采取宗教的形态。
我认为这种关于后现代发端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发生变化的，不是时代精神的结构，不是关于未来生活方式的争论模式，也不是说，乌托邦力量正在从历史意识中消失。相反，走到尽头的毋宁说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它过去是建立劳动社会潜能基础上的。
从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古典社会理论家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市民社会结构的特征是抽象劳动，是一种以市场调节、资本主义和企业组织为标志的劳动类型。因为这种抽象劳动形式曾经表现为一种席卷一切领域的力量，种种乌托邦的期待也就可以把生产领域作为目标，简言之，乌托邦的目标就在于把劳动从异已决定下解放出来。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渐渐凝结成法朗斯泰尔（Phalanstere）的图景，这是一种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组成的劳动社会。从安排有序的生产本身当中，应该能够产生自由劳动者的团体生活形式。劳动者自我管理的观念，一度还激励过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抗议运动【5】。尽管马克思对早期社会主义作了全面的批判，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还是遵循这种劳动社会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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