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法学界也许比任何一个学科都更清楚一个社会失范的可怕，因为不公正而引起的财富不均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盗贼蜂起、反抗虐政，最终极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长期动荡，这在我们的历史中一点都不陌生。因此，我一直认为学者是否反对革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是否发生不是谁的意愿能够改变的，学者最需要做的是尽力消除革命的原因，铲除革命的土壤，具体到法律人而言就是呼吁司法公正——因为不公平是社会的致乱之源！虽然，学者努力去这么做未必立竿见影，但是做肯定比不做要好！贺卫方看到了这一切，因此他比谁都急着鼓吹司法改革，他比许多法学界人士自动担当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他认为只有司法公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到的侵害才有可能得到校正和弥补，人们的心灵才可能有安全感，社会也才有可能长治久安，所以贺卫方长年累月地到处飞，四处演讲、发豆腐干文章，许多次他在外地大学、法院演讲时因为长时间说话而嗓子完全失去声音，我想批评贺卫方的朋友可能对于他的想法了解得太少，理解得更少，这怪不得他们。以贺卫方的资才，想成为一个流芳后世的学者未必就不可能，但是，贺卫方生长在这个时代，时代给了他过多的要求——于是他只好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贺卫方鼓吹司法改革虽然不是完全的孤军奋战，但是他确实很孤独倒是事实，他说该讲的都讲了，也是疲惫之声，因为在一个整体框架不肯突破的现行体制中，当决策者还不懂得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尤其在制度中生存的人们也还意识不到司法改革具体措施的严谨性的时候，一个贺卫方喊破了嗓子，也就是小小的一点改变，但是如果没有这副嗓子，就是这点小小的改变也可能需要再等两年。这就是贺卫方为什么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者（在我的眼里只有深刻的人才有绝望后振拔的能力，贺卫方就是这样的绝望者）态度做现下的一切。
　　我有个也许杞人忧天的担心（这个担心不可明说，否则有人会抓我坐牢，我胆子小，见笑勇者），贺卫方也有，因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司法改革，他是在与社会的堕落速度赛跑，如果司法改革的速度赶不上社会不公的速度，也许我们今天所有获得的学术积累都将毁于一旦，几十年后，当贺卫方和我们都垂垂老矣的时候又会看到年轻的学人从零开始，重新建设我们今天本已完成的学术大厦——像二十年前的季卫东、梁治平、贺卫方们一样，我相信谁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因此，我再一次呼吁理解贺卫方、爱护贺卫方，少一点苛责，多一点支持，让他带着饱满的精神去准备下一轮演讲，让他感觉到在他身后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在保卫他，贺卫方到目前为止才出了一个，如果出了一百个，司法改革也完成了，那时，我们再说：“贺卫方，你回到书房里去吧，我们不需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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