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观念：法制教育的路径选择-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通过上述简略的线条式分析可知，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律几乎等同于 “帝王之具”、“驭民之器”；其要旨在于“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 [4]。由此看来，法律在根本上似乎从未与什么美好的事情关联，或用于对付小人，或奴愚民众的锁具，或保障国家利益的砝码，或义务遵从的条规等等。正是受这种义务本位型礼法文化及工具主义法律思想的排弃，以个体自由自主性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精神根本无法获得生存空间，久之，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要么如同小人一样地位卑微，要么如同地狱一样令人胆寒，以至苏东坡大学士赋诗曰：“读书万卷不读律。”人们对法律避之犹恐不及，又何谈信从之有呢？此况，至少在传统上甚至近现代的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三、权利观念：法治化推演中法制教育的路径选择
　　前文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哪怕显得有点主观臆断的结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是因为长期受制“义务本位”和“国家本位”思想影响而忽视个人权利的结果。
　　事实上，社会文明演进的每一步，无论基于何等起点的阶级架构，都是不得不（即使不那么坦然）面对特定条件下多元社会主体的自治性权利应如何优化这一历史命题的。公元13—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期间，人文主义思潮在反神学的斗争中发现了“人”，并要求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荷兰资产阶级思想家斯宾诺莎受之启发，极具创造性地提出“天赋人权”概念，认为人权是自然权利，国家就是人们通过缔结契约转让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利而产生的，同时人们还保留了一部分自然权利，这些被保留的权利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剥夺。接下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更进一步发展了天赋人权学说，并将其推向规范化和法律化。1776年诞生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是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5]”至此，“权利”话语与人类的社会活动便行影不离起来，并超越资本主义边界趋同普遍的共适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某些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属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全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为人享有这些权利。[6]”
　　何谓权利？一般而言，权利是指国家对人们依照法律规定可以自主决定做出的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人们通过实施这样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一定的利益。按奥斯丁的理解：“权利之特质在于给所有者以利益。[7]”至于权利与法律的关系，我国当代法学家认为：“法是权利呼唤的结果，没有权利就没有法律。[8]”正是因为法律与权利有着如此种种的内在关联并且基于法律的权利设定可能带来各种便利和利益，包括心理和感情上的利益（公正），才会赢得人们遵守、诉诸或全身心信仰的直接动机。如果把这一激发信赖动机的法律权利因素替之以义务服从，意味着法律仅仅给人们带来的是不便，甚至是损害，或是给大多数人带来的不便和损害，那么，只要没有实际的强制在场，这个法律即使被人们公认为是法律，却也很难为人们自觉遵守，更不可能进入他们的心灵和身体，成为他们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