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法社会学散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之所以出现“法律万能”的认识偏差，并非“法律”之过，也非“社会” 之过，主要是对“法治”概念过于机械化理解的结果。“法治”强调的是“法律至上”及“法律主治”，绝非唯“法”之治。关于这一点，谢晖、徐显明先生做过类似论述：“从清末立法始、中经民国立法再到共和国八届人大期间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法治的现实，而且整个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人治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虽然，法治必以规范(良法)为前提，但法治不只是表证规范的概念，除良法规范外，与良法规范相配套的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皆为法治之必需。”[16] 显见，此类主张“和谐秩序”乃“法治之法至法治之制”相关语境，始终致力于“ 良法”并非必然导致“法治”之澄清，但，这些论述仍不足以解决既已存在的“法律外”难题：法律缺位的“无政府主义”地带如何规制？
　　“法律缺位”的了断问题，著名学者张曙光先生认为：“法律制裁（他律）和道德自律的一致和结合才是最有效的。” [17] 张先生的制度经济学视野的法律与道德互动关系及秩序观，至少提供了这样的启示，我们完全有理由从法社会学的立场找到法律与道德的内在连接点，为“法律真空”的弥补寻求道德契机。
　　所谓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18] 道德规范奉行的是自尊、自觉、自律和教化约束，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传统习惯来维系，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它要求人们动机高尚、善良，倡导一种“圣人”标准，对人们的行为心里进行“内在”性的影响。道德的这种影响力一旦形成，就会特别的稳固而深远。但是，由于道德规范缺乏明确的统一标准，当人们对道德上的权利、义务发生争执，乃至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时，道德就只能谴责而不能制裁，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了约束弱化这一固症。然而，面对商场如战场、你死我活地较量、无情无义地拚搏的利益争斗情景，一方面要对不道德者的恶行给以严厉地惩处，尽量增大作恶者为恶的机会成本，甚至使其血本无归，另一方面，要对有道德的善行以巨大的激励，提高有德性者为善的预期收益。惟有这样，道德宣传和道德教化才能真正收到成效，也只有在多次博弈中使这种情况不断重复，深入人心，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合作博弈比不合作博弈更有利的普遍预期，人们才会对那些不道德和不正当的盈利行为形成自律和自我约束，诚实、信任、善良、纯朴的社会道德和道德社会才能最后形成。可惜的是，这些仅凭此道德良心是无法得以解决的。因此，道德也面临着满载君子标准而难以径行的无奈，并且道德的这一天性弱点，依靠道德本身是不能弥补的，同样存在着对能创生硬性威慑效果的道德外的力量之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