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院自身看，不允许媒体报道也是不明智的。当法庭上双方的证据、各自的论辩都被公开地展现在更广泛的公众面前时，那种试图干预司法独立、谋求法外利益的力量就会受到来自舆论的抑制———有关事实和证据，“地球人都知道了”，谁还敢明火执杖地枉法裁判？
再说对已宣判的案件，“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法院判决不等于是真理，凭什么不允许批评？即便是真理，如果这么害怕批评，那样的“真理”也太脆弱了。略有
宪法意识的人都会清楚，
宪法中规定的言论自由决不是规定公民只有说“正确的话”的自由，或者只能说“官方许可说的话”的自由。相反，言论自由最重要的价值，恰好是让那些为流俗或权贵所不喜甚至憎恨的言论得以自由地表达。历史一再证明，推动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动力，往往都是批评，而不是颂扬。
中国法官在判决里确立了两个“闪光”的原则
□我们国家有没有这样构成“动力”的判决呢？
■当然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的那个官司。《北京文学》的编辑肖夏林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化中的文化》，评论了文化界的一些现象，但主要是批评余秋雨，说他沽名钓誉，不像个学者。比如，他在深圳时发表了一番评论，说深圳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将来会出现中国文化的深圳学派，云云。肖夏林在文章里指出，余先生这样说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深圳市政府送了他一套豪宅。余先生看了之后就开始了诉讼。
我看了最后的判决非常激动。这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的。三位法官，即审判长杨瑞玲、代理审判员赵式洁和陈家忠，他们在判决里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推理，告诉本案当事人，余秋雨得到深圳市赠送豪宅一事是不是肖夏林本人捏造的，是至关重要的。而肖夏林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在那段时间，北京学界、文化界确实都在传说余秋雨先生得了深圳的一套房子。法官采信了这一证据，认定肖夏林所述并非捕风捉影。
同时，法官们也认为，肖夏林的文章尽管有没有核实有关事实的缺陷，但是基本上仍属于文化评论的范畴，不会使得原告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也不能认为具有贬低损害原告人名誉的性质。所以，余秋雨先生败诉了。
当然，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必须认真核对事实，但这种核对的要求不能超出合理的限度，不能超出个人的能力。当他所述的是一段时间内很大一部分人都信以为真的事实，而依靠作者本人的能力又无法核实，就不能认定他是“实际恶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