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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一个"知识规划"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主要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从意识形态、政策或非学术的需要出发而制定的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实际上，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后一种类型知识乃是与前一种类型知识相配合的。
对"知识规划"时代以及其间类型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认识，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据此提出这样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我认为，提出这项假设并对它进行分析有着这样几项意义：首先，我们可以经由此一分析而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赖以为凭的"知识生产机器"。[18]其次，我们可以经由此一分析而认识到，无论是"知识规划"，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这种"知识规划"或"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并与之"共谋"为前提条件的。最后，我们还可以经由此一分析而认识到，我们必须对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如果我们不进行这种反思和批判，那么我们所做的任何改革大学的努力、改革评审规则的努力、改革出版体制的努力和改革形式学术规范的努力等等，都有可能转变成粉饰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材料。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方面，我们在使我们自己沦为这台知识生产机器之一部分的时候对此毫不意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使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更为有效，而且使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因此我认为，在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对知识的批判，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使我们无法有效地洞见中国当下的知识生产过程，甚或无从认识这种知识的性质。
三、知识分子与学术腐败之间的"共谋"关系--对《思考》基本观点的反思和推进（二）
我在《思考》一文中认为，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与其他外部场域进行共谋的人主要是那些因科学资本甚少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因为第一，社会科学本身因种种缘故而不可能阻止、贬斥乃至驱除某些企图以最低限度的代价对各种外部要求做出回应却无须做或不能做一些必需而又艰苦的工作的研究者--然而，这些必须而又艰苦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将日常的各种"社会问题"转化成导向科学解释的社会科学问题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19]而这些研究者，从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或在掌握智识资本的方面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那些水平相对较差的知识分子。第二，由于社会科学场域始终处于权力场域的"元"的支配下，所以它总是面对着其他场域通过学术制度这一中介对其做出的规定、监督和抵御，因此作为结果，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往往是那些在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掌握较少智识资本的研究者，趋于在其"研究"中通过简单地应合那些与其他各种场域需求相吻合的学术制度而达到与其他场域的"共谋"关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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