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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设问方式，极其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特定情势对人们设问角度的规定，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却表明，这种设问方式对于认识或解决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基本的"。[5]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追究，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恐怕还不是这种设问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毋宁是在根本上支配这种设问方式的某种思维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所谓设问方式以及经此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相关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问题结构所支配的。简而言之，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那种视外部性因素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之关键因素的思维方式。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提出的问题所含的预设至少存在着如下的问题：第一，尽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的"入世"人格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主张，但实质上却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外部因素对知识及其生产活动的决定论式观照。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会科学研究内部的向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辑"的方式，而更为紧要的则是这种逻辑实是一种"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经验层面上的展开，完全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在上述外部性问题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时候，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自主性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关注，甚或没有得到改观。第二，作为基本上对社会科学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意识的一种逻辑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人们去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只能够使人们在基本上不考虑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这种知识增长的规定性的境况下诉求学术制度的恢复和建构，从而致使种种对学术制度的诉求滞留于形式层面。更进一步讲，本来为了抵御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干预而建构的那些学术制度，结果由于对建构学术制度的学术判准的不意识，而使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依旧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制度之中，并透过这些制度而展现出社会、经济及政治等需求在另一种形式下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和支配。第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考，不仅一方面因中国知识分子对那些旨在试图摆脱各种外部性因素之支配的学术制度的当然认定而忽略了对它们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从根本上遮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身的研究中与这些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外部需求的学术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彼此依赖而互为强化的关系，从而无从洞见这些复杂关系背后的各个场域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6]
正是透过对上述思维方式的分析，促使我在《思考》一文中主张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亦即"转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进行思考时，必须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打通这两种思维方式，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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