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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许多学者未能察觉到自然法在功能上的双刃性，就像霍姆斯笔下的浪漫武士一般，视自然法为天下永远的西施，以她来判定美丑善恶，原因之一是他们太看重自然法在西方历史上的某些年代，如十七八世纪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扮演的革命的角色，而忘记了“在它长期发展过程中，它大部分的时间所发挥的都只限于一种渐进的乃至保守的功能”（登特列夫语）。
革命的、渐进的、保守的人们之所以都愿意集合在自然法的旗帜下，乃是因为人都有一种癖好，这就是要追寻到一个最能说明事物性质，实际上是自己主张的正当性的永恒不变的准则或模式，这种准则或模式最好能不证自明，且又能令人信服，如此一来，还有什么比赋予了公理性质的自然法更适合来担当此重任呢？这也就使我们恍然大悟，为什么自柏拉图始，莱布尼滋、普芬道夫、孟德斯鸠等人前赴后继，都爱拿正义、自然法与数学作类比，其中，格老秀斯说得最直截了当：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不能使恶变为非恶。我在论述法时，我的心思已完全离开任何一特殊事实，正如数学家在处置他们的数字时完全把它们与物体剥离。
不幸的是，悠悠数千年的自然法在着实火了一把，被当做革命的口号，写进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之后开始衰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复兴不过是被扮成打鬼的钟馗，即便如此，当时的西德司法部门一方面宣布第三帝国的法律为非法，另一方面却是依据未被第三帝国修改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刑法典对纳粹分子定罪。自然法陷入这一无奈处境，倒不是人们故意诋毁它的结果，而是由其自身的理论缺陷所致。
在此，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全面展示自然法自18世纪末以来是如何为各种学说驳倒的过程，抽象地看，自然法的确存在以下几个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自然法的哲学观是主客体二分，作为主体的人是有理性的，有理性便可去发现那些先在客观真理。然而，人不可能做到物我两相忘，人是与客观世界纠缠在一起的，客观世界为人经验的世界，人也是客观世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主客体二分，彼此外在，彼此限制，达不到主体心灵上的自由，也就发现不了作为真理的自然法。
包括自然法在内的一切法，不只是一个客观物或实体，而是人的经验的结晶，适用法不是使案件、行为符合既存的法的规定，不是像这边放入钱，那边出来货的自动售货机一样，一头输入法与事实，另一头出来判决。法本身是一种关系，一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具有相互主体性或曰主体间性，适用法的过程不啻是一个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过程，对法的理解即是不同主体自身经验的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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