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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他们如此孜孜不倦要追求的精神呢？这就是被他们称做国家社会主义正义的第一原则：民族正义（V?lkische Gerechtigkeit），这种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将民族、大众、人民置于个人之上，作为整体的民众是社会的惟一的真正主体，民族利益高于个人自由。这种精神要否定的是在德国滥觞于康德、洪堡的自由主义，也就是传统法治国所要力保的自由主义。施米特们不是不知道传统法治国的这一要义，但要置之于死地，莫过于将传统法治国以“形式”治罪来得便当与彻底。岂料不过10年功夫，这些御用文人的法律思想又被后人囚于同一牢笼，这种历史的惊人相似，决非一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能了断的，所谓形式也罢，实质也罢，法律实证主义抑或自然法，都能为某种原则张目。正是洞见到第三帝国既利用了自然法，也利用了法律实证主义为其专制恶行鸣锣开道，一些学者才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主要不是去探究哪种学说该当何罪，而是着力去考察为第三国竭力反对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欧洲传统意义上的价值是否还存在及存在的状况，当他们得出第三帝国作恶之日便是这些价值荡然无存之时的结论后，便主张重建国家、法治国的行动当由恢复这些价值始。囿于本文主旨，对此不便再作详析，但“自然法常常是革命的”的断语已被无情地打破恐是明白不过了。
自然法为何不是一个绝代佳人，原是它也不外是一种思维方式所致。美国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曾这样不无幽默地描述过自然法：
“对于浪漫的武士而言，你承认他的淑女为一名美女并不够，如果你不承认她是上帝已造就的或将要造就的第一美人，你就要准备与他决斗。所有人心里都有一种对理论知识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无法用别的方法获得，就只好在醉梦中寻找。依愚之见，这种要求就存在于哲学家想证明真理为绝对的努力背后，存在于法律家对普遍有效的准则的追求背后，该普遍有效的准则名之为自然法。”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自然法起初也是一贯的做法是将世界两分，认为在实然世界旁边还存在着一个应然世界，相应地有一个规范实然世界的实证法和一个规范应然世界的自然法，实证法出自人为，故是变动不居的，而超验的自然法显得具有永恒绝对的公理性，因之自然法高于实证法，且是实证法的渊源，实证法也就要服从自然法。自然法试图说服人们，只有遵循上述原理，才能获得世俗的正直或正义的生活。
然而，自然法从来未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始终如一的内容，自然法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人的假设，与实证法这种同为人的设定的不同只是在于，它存在于彼岸，而实证法位处此岸。由于人在此岸，只能在这里的罗陀斯岛跳舞，尽管人竭力要把自然法推至绝对之极，它却总是还以大家一张普洛透斯似的变脸：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过城邦生活，公民与奴隶不能平起平坐是再正当不过的了；斯多噶派的最高准则——自然地生活，意是要让所有的人和平共处；基于“理性”是一切人共同拥有的最大财富，西塞罗将奴隶变为国家的成员；出于教会利益，奥古斯丁把那个可见的教会当做是不可见的上帝之城的体现，自然法也就不过是上帝旨意的化身——永恒法这颗印章所盖的印记，这一对自然法的神性解释差不多统治了欧洲1000年；为挣脱神学的统治，自然法再度被请出来为新生活布道，相应地，人的理性成了自然法新的源泉，不同的是，有人从理性中推导出遵守契约，如格老秀斯，有人推导出寻找和平，如霍布斯，洛克和康德则将个人自由视为自然法的第一要义；同样在自然法的标题下，希特勒的御用学者们做出的却是“民族正义”的文章；鉴于第三帝国的恶行，人权遂成为人们在恢复公正时首先考虑的选择。自然法的这种历史性、不确定性和虚妄性，连一些坚定的自然法学者也看得清清楚楚，为拯救自然法，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1865－1939）提出了所谓“可变的自然法”的著名相对论主张。这一思想的伏笔早在阿奎那那里就已埋下，他以为，最高的自然法甚至只包括行善避恶、理性地行为这两项适于所有人的最一般的基本原则，而个别的权利或自然权利产生于此时此刻的具体规定，这意味着，自然权利是一种历史范畴的权利，是当下的行为，而非超时空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当代著名的自然法学者菲尼斯（John Finnis）才说，自然法不能对人们精神的失败或人们实行的暴行负责。当然，也就不能把自然法等同于正当的法或革命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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