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乡长对乡民说拿办就拿办，也是太无情义。乡长与乡民，都是生于斯长于斯，低头不见抬头见。乡长有体面，有份量，这体面份量可以帮助乡民弃恶从善。非要扭送官办，也就没有了师长的温情尊严以及号召力。“本来一乡一村即等于一家，一家之中彼此应当有情有义，乡党邻里之间也是一样，不能用强硬的法律解决的办法；一用法律则有伤情义了。中国人尤其是乡下人情义特别重，对这种有伤情义的办法如何能受得了”（梁漱溟，1989年：页704）？
　　调解委员会也有问题。这调解，要手续，要程序。所以，它“与法庭仍是一气，不啻为法庭的下一级；但中国乡村的事却断不能用法律解决的办法，必须准情夺理，以情义为主，方能和众息争；若强用法律解决，则不但不能够调解纠纷，反更让纠纷易起”（梁漱溟，1989年：页706）。村里乡里通常不见人口的迁移，终老是一块土地，打这更多出现了熟人社会。熟人之间，恰是需要看到纠纷之后怎样继续相处，而不是非要究个是非上的子丑寅卯。和谐的生活，是要连续下去的，即便对错含糊不清。
　　说到习性情感和自然而然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后者。
　　在梁漱溟的眼中，恰是缘于后者，那会儿的西洋风气也在转变着，不纯是清一色的“法治自治”。
　　梁漱溟断定，诸如多数议决的规矩，在西洋也是打中世纪以后才浮出的。启蒙理性的催发，使洋人倍感“自我”的第一性。这类第一性，也使个人理直气壮地参与社群事务。可个人有权发言，便容易因意见不同而争论。相持不决，又使事情没法子行进。于是，洋人琢磨，“要想大家不致老是争论不已，不得决定，那就得多数表决。多数表决了，大家一致遵行，便可以省却了多少争论麻烦，这实在是一个最省事的办法”（梁漱溟，1989年：页660）。但是，人们需要知道另一面的理儿：“多数表决固然是省事，而多数所表决的不一定就算是对”（梁漱溟，1989年：页660）。故而转来转去，洋人还是明白了多数议决的双刃性。末了，他（她）们依然给“知识科层”留出一块权力的地盘，由其定夺作数（梁漱溟，1989年：页661）。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中西的沟通调和点了。……尊师，尊尚贤智，实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必要”（梁漱溟，1989年：页661）。
　　如此讲来，中国老道理的深处细处，不应变。
　　3、“学”字儿
　　当年的“地方自治”，不足夸耀。像惯常流传所说的，新鲜的洋鬼子规矩，不仅没有给乡村带来生气，反而使原有的礼制田园秩序崩溃了，村民乡民不知所措。它毁掉了中国文化的老根，那老根又在于中国的老道理。老道理有自然而然的一面。就连洋鬼子，也是回过味儿来了。梁漱溟抓住了此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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