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学乡学── 一种乡村制度的话语构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说来，这些基本路数，都和法治或法律的劲头有些相合。其实，至少就头两项来说，那可是一类在西方国家并不少见的政治设计。如此，在中国的各个乡村，人们似乎就看到了星罗棋布的小型“准法治国”的影子。民国政府，有这个意思。
　　梁漱溟不以为然。
　　他说，乡村自治的路向不错，只是路数不对。大一统的国家法律秩序肯定会是费力不讨好。可是，这不意味着，小而全的“准法治国”，可以散布开来。散布开来的结果就是破坏了中国文化的老根──乡村。几十年来，“先从沿江沿海通都大邑破坏起，才渐渐地延及到内地乡村。……先从叶梢焦枯起，才渐渐地焦枯到身干老根”（梁漱溟，1989年：页613）。因为，那路数，终究是西化的“缩小”输入，它自然会断送中国人的老道理。而老道理又是国人过活的根本。拆开来讲，老道理正是一套套犹如陈年老酒一般的依然有效的规矩、制度和道道儿（梁漱溟，1989年：页613）。
　　“我们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是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细处是变不得的”（梁漱溟，1989年：页614）。
　　2、村民乡民的习性•道理
　　为什么变不得？
　　两方面说。一是我们村民乡民的习性情感。二是自然而然的理由。
　　梁漱溟以为，就拿多数议决来讲，它就和咱们古往今来的尚贤尊师的风气不合（梁漱溟，1989年：页698）。贤人师长，总是明理知故，经验斗量。多数议决自然会无形地抹煞那类“地方性”的智慧。之外，这多数议决还会助长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权利想的多了，人们就爱分争。可内忧外患的“此刻中国所最需要者为结团体”（梁漱溟，1989年：页698）。权利意识还有更大的毛病。这便是，你讲人人自有自由权，那么，许多陋习就割除不掉。比如妇女缠足，一准是个陋习。但鼓吹个人自由权，缠足妇女就会扔给你一句：“脚长在我腿上，怎么折腾是我自己的事儿，没碍着他人。所以，关你什么？！”这话显然会着实令人里外不适。
　　再拿乡民有权罢免乡长来说，有人可以当上乡长，自是因为原本就有体面，乡民村民个个信他服他。但是，来个内部及外部制约，在他出些毛病的时候，由监委会一捅戳穿，再由乡民一掳到底，摘掉乡长之冠，太叫人难堪了。乡下人讲情义，讲面子，那样一种方式让乡长无法活下去，而且，叫乡民村民越来越减少温情，大家之间的向心力，随之飘散（梁漱溟，1989年：页704）。还有，不留情义面子，乡长就不会时常扪心自问、良心发现，惟恐做出对不住乡民的事情，倒会暗自诋诂：“管他那么多！反正稍有不是，没人同情。倒不如聪明地能捞就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