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学乡学── 一种乡村制度的话语构建
刘 星
【全文】
……现在趁这老根还没有完全朽烂的时候，必须赶快想法子从根子上救活他；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生出新嫩芽来，慢慢地再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成一棵大树。等到这棵大树长成了，你若问：“这是棵新树吗？”我将答曰：“是的！这是棵新树，但它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梁漱溟，1989年：页612）
民国那阵儿，梁漱溟曾为山东邹平县的乡下人做了两次演讲。之后，有人将其合成了《乡村建设大意》。演讲的末了，梁漱溟提到一类乡村组织──村学乡学，并以为，它是乡村制度建设的“清醒”进路。这组织，蛮有意思。套用梁漱溟自己的隐喻来说，它可讲“是棵新树，但它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见梁漱溟，1989年：页612）。
当年演讲的历史语境，和眼下有些近似，一来中西制度话语相互浸溶而又相互抵制，二来都见有“自治制度”在乡村的发育涌动。这样，解读“村学乡学”，也就不免有了一点意义。
1、小而全的“准法治国”
中国太大，而且主要是“积乡而成”（梁启超，1996年：页224）。广袤且主要是乡村，便使沾染不少城市色彩（民国时期）的国家法律制度运作起来不太灵便，或说鞭长莫及，直至形同虚设。国家法律用文字写了出来，自然需要人力传送下去，执行下去，并且，需要一种大背景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潜层支撑。可是那阵儿的民国，正像许多人认识到的，在传统经济的产出能力上捉襟见肘，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所需的钱财支持。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也是一准的叫人头痛犯愁：乡民村民在灰色的幕后一方面拨拉着小算盘，另一方面，抱守着人情礼治的陈年老套。于是，政府到底像不少朝代皇权所做的，推出了“地方自治”策略：留出相当政治空间交由地方自己了断。
“地方自治”，在乡村就是乡村自治。
乡村自治的基本路数，是今人熟悉的。毕竟眼下也开始了“村民自治”的运动。
自治的头条，兴许是多数议决。大凡村事乡事，大家要开会表决，之后，立下文字规矩。无论怎样，不能一人说了算。否则，可说是“政治侵权”──侵犯了村民乡民的自治权利。二是对领路人有个制约。领路人，比如村长乡长，出了毛病，村民乡民不喜欢他了就可以罢免废掉。这是外部制约。另有内部制约。像乡里有乡公所、监委会（在民国时期）一类的组织角色，它们相互看守，盯着彼此一言一行。而监委会还瞅着乡长的一举一动，发现腐败苗头，立刻揪出公布于众。三是，村社头头可以将犯事儿的村民乡民拿下。只要有人不把国家法律当回事，或者，硬顶县区的命令规章，视自治公约及公众决议如儿戏，头头就可以按住扭送，交由官办。再下来第四，还有一个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几乎是我们今天基层最熟悉的了。这委员会的用意，是想在村民乡民打官司之前，便将纠纷的势头压下去。委员会有个机构，还规定了一些手续，虽讲不提“判决”两字，但要分清是非，按部就班地劝说各方各让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