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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考虑到这类法律文化论述与本文批判的以“现代化范式”为支撑的“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在理想图景上有着明显相同的趋向，这里就从略不加讨论了。这些文献主要有：参见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工具”，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构架”，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四大矛盾”，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3期；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载《法学家》1997年第4期；郑成良：“论法律文化的要素与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周永坤：“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的转型”，载《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邱本等：“从身分到契约”，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季卫东指出，“现代与传统”二分观在“现代法对抗传统法”这种两分法图式中就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梅因）、“从礼俗社会到利益社会”（滕尼斯）、“从神圣的封闭的社会到世俗的迁徙的社会”（贝克）、“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帕森斯），以及伦理主义对合理主义、共同体对个人、强制对合意、义务本位对权利本位、实质正义对形式正义、调解对审判，等等。（参见季卫东：“面向21世纪的法与社会”，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399页。）
参见同上，第399页。
参见同上，第399页。
同上，第399页。
参见同上，第399-400页。
参见黄文艺：“论中国法律发展研究的两大范式”，http://dzl.legaltheory.com.cn/view.asp?infoid=4617&classid=99。
参见同上。
参见同上。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黄文艺对“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所做的比较分析，尤其是他对他所说的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本土化范式”所做的某些概括，是相当牵强的。比如说，黄文艺在该文中指出的“本土化范式”所强调的法律功能上的“消极论”、法律发展途径上的“进化论”、法律发展主体上的“民众主导论”、法律发展资源上的“本土资源论”这四种主张，明显出自于深具现代性的“现代化范式”，而显然不是出自于后现代思想的观点。
参见谢晖：“法治保守主义思潮评析：主要与苏力先生对话”，《湘江法律评论》，湘潭大学法学院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卷，第311-312页。
参见同上，第313页。
参见同上，第313-314页。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谢晖把吉尔兹关于“法律是地方性知识”的观点解释为一种“科学”的观点，实是他对吉尔兹文化阐释学的误读。关于吉尔兹的文化阐释学，请主要参见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克利福德·吉尔兹：《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王铭铭：“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载《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石奕龙：“克利福德·格尔茨和他的解释人类学”，载《世界民族》1996年第3期。
请参见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伯格：《发展理论的反省：第三世界发展的困境》，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版；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艾恺：《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再者，刘东在那个时期主编的由江苏人们出版社出版的一整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这个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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