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庸讳言，这个机制由于在我国建立和形成的时间较短（建立和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及由于我国当下正处于转型时期，受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很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其内部结构、内部各种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设计还有很多不合理处，其作用和功能远不能适应及时、公正解纷，控制公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权力相对人权益的需要。就信访而言，在现有制度下，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有多少通过信访真正解决了，信访人提出的申诉、控告有多少切实查处了？信访人通过信访有多少其生活和情绪确实安定下来了？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准确的量的统计，但是从目前全国各地、各部门仍不断增长的信访和一些地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实看，信访制度功效的发挥并不尽理想。
　　当然，我们说信访制度功效发挥不尽理想，并不是说它没有发挥作用或仅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事实上信访制度在上述诸方面均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如果没有信访制度，各种问题、矛盾、争议和纠纷肯定会更多，有些问题、矛盾、争议和纠纷甚至可能会激化而导致重大损失。我们说信访制度功效发挥不尽理想，只是说它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没有发挥，它解决了少量的问题、矛盾、争议和纠纷，但却对大量的问题、矛盾、争议和纠纷无所作为或无能为力，甚至引发出新的问题、矛盾、争议和纠纷。
　　6、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信访制度本身设计不合理，还是我国整个解纷和救济机制（信访制度只是这个机制的一个环节）设计不合理？抑或是二者均存在问题？
　　
　　恐怕是二者都存在问题。就信访制度本身来说，首先，信访的机构过于分散，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大多都设有信访机构，但整个系统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甚至缺乏统一的计算机联网，信访人一个问题可能同时找几个机构，得到的答复和解决方案可能不一样，甚至相互矛盾；其次，由于信访机构分散，每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即非常有限，有的几个人，有的十几个人，面对大量的信访案件，不要说件件亲自处理，就是件件亲自过问处理结果，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可能的；第三，信访机构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一般实体问题（甚至某些程序问题）的解决均需请示行政首长，而行政首长的工作又是那么忙，一百个案件也许难以批示一二；第四，法律对信访案件的处理没有严格的程序规范，有的信访机构对同一案件反复批转下级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处理，下级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往往拖着不办（有的甚至藉此惩治信访人），信访人即没完没了的反复信访，第五，法律对信访案件的处理大多没有规定严格的实体标准，而行政首长对个案的批示、处理有时又太过随意，以致调起了其他信访人或非信访人过高的“味口”，导致领导人解决了一个旧的案件，却引发出十个、百个新的案件，有时还误导一些人弃复议、诉讼等法律途径而找领导人批示，但这些人往往是折腾一年半载，领导人批示却下不来（领导人自然不可能对所有信访人有求必应），到时他们想再走复议、诉讼途径，但复议、诉讼时效已过，只得又回来再信访，如此往复。
　　就我国整个解纷、救济机制而言，其问题在于：首先，正规法治化渠道不畅，复议、诉讼门槛过高，限制过多，如受案范围将大部分行政行为（抽象行为、内部行为、涉及政治、文化和其他非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等）排除在复议、诉讼范围，特别是诉讼范围之外；原告资格将许多起诉人（如被拐卖者、下落不明者的近亲属等）排斥在复议、诉讼的门外；时效制度（复议2个月、诉讼3个月）更是使许多案件进不了复议机关和法院的门。这样，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争议、纠纷的当事人就都被迫踏上了信访之途。而且，当事人一旦被迫踏上信访之途，往往是不仅问题解决不了，其在信访路上还下不来。因为其认为，再坚持坚持，似乎还有希望（因为有解决问题，甚至有问题解决得比复议、诉讼还好的先例），以致使信访队伍越来越大，上访者越来越多；其次，整个解纷、救济机制缺乏整体设计，各种制度、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协调和相互衔接不够。例如，信访与复议、信访与诉讼如何协调和衔接，有时是复议、诉讼完了又信访，信访完了又复议、诉讼，有时是复议、诉讼不受理去信访，信访不受理又去复议、诉讼；第三，在整个解纷、救济机制中，有些环节没有建立或运作起来，或者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例如，人民代表，全国各级人民代表恐怕有几十万，他们如果能够真正发挥听取民声、反映民意和监督政府的作用，信访案件的大部分问题有可能通过这一渠道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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