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1974年美国国会修订了《有限合伙法》，并且从1978年到1981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了5个重要法案。这5个法案分别是：1978年《赋税法》，为股权投资提供资本收益税激励，资本收益税从49．5％降至28％，从而使资本投入较前一年增加5．56亿美元；1979年((ERISA的“审慎人”条款规定)，允许养老金进入更高风险的投资，包括从事风险投资；1980年《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将风险投资公司重新定义为企业发展公司，免除其SEC登记手续、定期汇报要求，并放宽其他限制，给予投资者更多的灵活性；1980年《ERISA的“安全港”条款规定》，声明风险基金经理可以不作为基金中养老金的担保人，极大地降低了风险投资家吸纳养老金的风险；1981年《经济恢复税法》，进一步将资本收益税从28％降至20％，致使当年资本投入加倍至13亿美元。这5个法案的颁布，尤其是允许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意义重大。由于受到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即ERISA）关于“审慎人”(Prudentman)条款的制约，美国的养老基金被长期禁止投资于小的或新兴的企业所发行的证券及创业基金。这实际上是阻碍这一时期美国风险投资业的重大法律障碍。为此，美国国会于1979年开始对ERISA关于“审慎人”的条款进行修改。修改以后的法律规定，只要不威胁整个投资组合的安全，允许养老基金参与更高风险的投资，包括对新兴的风险企业的投资。这项规定出台以后，大量养老基金涌人风险投资业。到九十年代，美国国会更加放宽了对养老基金的投资限制，美国每年风险资本新筹集额也得到了持续稳步增加。更有意义的是，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有限合伙制度在风险投资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因为在美国，税法不将有限合伙企业视为纳税实体，从而有效地消除了投资者对双重纳税的恐惧，极大地提高了投资热情和收益期望值。
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于1992年通过《小企业股权投资促进法》，针对以前小企业投资法等法案作了改进，主要内容是政府为从事股权类投资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提供公开发行长期债券担保；1993《信贷
担保法案》，允许银行向风险企业贷款所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增大，并可在企业破产时拍卖风险企业的资产。为了保护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美国在软件、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也及时制定，如1984年《半导体芯片保护法》、《半导体集成电路配置法》和1993年《高性能计算机与高速网络应用法》等，很好地保护了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者的利益。
从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经验教训中可见，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有一定成效，但决非成功之举，而政府积极以立法形式促进风险投资发展，及时清除发展风险投资的法律障碍，法律制度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更新是其经验所在，也正是对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启示。
二、我国风险投资法律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
我国的风险投资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1985年，
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技术开发工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一一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公司)，这是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 1991年国务院在《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中指出：“有关部门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条件成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创办风险投资公司。”这标志着风险投资在我国已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1996年我国颁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该法第
21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我国的风险投资加以规定，该法第
24条规定国家鼓励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或者风险基金。 1998年3月，民建中央在全国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政协“一号提案”，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影响，其内容包括应该制定《风险投资法》。 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发展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建立风险投资撤出机制，加大对成长中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引进和培养风险管理人才，加速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规范风险投资的市场行为。优先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紧接着，1999年11月16日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