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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巴丹戴尔没有提及罗伯斯庇尔，他在死刑存废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也许是出于革命的需要，但毕竟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巴丹戴尔作为一名政治家，全力推动废除死刑，是与他为死刑犯辩护的律师执业经历密切相关的。本书详细地描述了为帕特里克·亨利辩护的过程。亨利因为绑架并杀害一名儿童而被起诉，该案发生的时候，对杀人犯的仇恨狂潮席卷着整个法国。经过辩护，亨利最终免于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这个案件中，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新闻媒体私刑处死帕特里克·亨利”这样一个标题，媒体直接反映民意，而汹涌的民意足以吞没一切。书中指出：“民众的激动情绪与怒火太强烈了，最热忱的支持死刑的人不用费力就可以利用它。”引起我思考的是：在如此汹涌的民意面前，法院为什么会作出有悖于民意的判决？政治人物又为什么会去推动死刑的废除？这里有一个对民意的屈从与否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种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的对决，或者说是一种博弈。书中令我难忘的是对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的一段描写：一名叫拉努奇的被告人因绑架并杀害一位小姑娘而被法院判处死刑，案件送到总统先生手中，以决定是否给予特赦。这时，受害人母亲的一封信放在了总统的办公桌上，她在信中对总统说：请求总统不要反对处决那个杀害她女儿的凶手，否则，她写道：“我将永远不再相信司法。”于是，总统决定让司法走它的路子，拉努奇终于被处决。在１９８１年的总统大选中，死刑存废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德斯坦在死刑存废问题上表现出对民意的屈从，他说：“在我担任总统的时间里，死刑得到适用，并且我认为，在目前政府不应当向议会提议废除死刑。我认为，这样的变化只能在一个平和的社会中发生，只要法国社会整体上没有感到这种平和，废除死刑就是有悖于法国人民的深层情感。我认为，人们没有权利违背他所代表并且管理着的人民的深层感情而采取行动。”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密特朗则明确主张废除死刑，他说：“在我的意识中，在我的意识信条里，我反对死刑。我没有必要去拜读那些持相反意见的民意调查。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赞成死刑，而我呢，我是共和国总统候选人。我说的是我所想的，我说的是我所认为的，我说的是我的精神契合，是我的信仰，是我对文明的关注。我不赞成死刑。”在法国当时超过６０％的人赞成死刑的民意背景下，如果仅以死刑存废作为总统竞选的惟一选项，那么，密特朗必败无疑。好在总统竞选存在多个选项，最终密特朗赢得了大选。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赞成保留死刑的民意居高不下，但废除死刑成为密特朗总统履行诺言的必然结果，法国终于打开了通向死刑废除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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