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指出，上述调整和变化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精心策划、刻意推行的。虽然启蒙思想家提倡人道主义、法学研究者要求刑事制度改革有开风气之先的功劳，但整个事态的推移具有历史必然性，为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所决定。就像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揭露的那样，一旦机器的流水作业开始，雇用劳动者就无法像手工作坊时代那样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器具和劳动力，而不得不反过来受到机器的节奏和操作要求的支配。人们不得不在“失去自由的劳动”与“失去劳动的自由”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在这个意义上，一座工厂其实仿佛是一座监狱，个人异化成为客体。同样的规训现象，还能在精神病诊所、寄宿学校、修道院、军营等各种重视纪律的社会空间或者综合治理机制里看到。不妨说，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规格化权力策略，或者“主体已死、话语统治”的非中心化状态，构成了产业革命之后的科层制国家的本质。
由此可见，福柯的这本书的意图并非通过刑罚人道化的制度变迁来揭示现代主体的诞生过程，而是要暴露
刑法在人道主义洗礼仪式之后的个人改造机制——以铸造主体开始，以形成客体告终。在福柯看来，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新型国家权力、一种新型身体处理技术的诞生过程而已。这种基于知识的权力关系在本质上类似边沁所绘制的那种作为一览无遗的监视性装置（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的监狱结构图。监视者只要身处中心位置上的瞭望塔，就能够观察到环绕周围的所有房间和窗口里的所有动静，而被监视者无法准确知悉瞭望塔里的实际状态。这种设计是非常经济的，可以用非常少的人手来控制大量的囚犯，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借助心理威慑实现无人的自动化控制。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个虚拟的视线陷阱。如果说过去是万人的视线投向国王，主权及其刑罚活动是最可视化的，那么不妨说在这里是主权的视线不断投向万人。
福柯试图以刑罚制度改革以及现代社会的可视化结构为例，论证这样一个独特的命题：现代化既带来解放，也带来规训和压抑；既增进自由，也强化监控和责任。现代国家其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双面神，体制与反体制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共犯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刑罚和监狱的改革不得不以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改革为前提。显而易见，这个结论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但无论赞同与否，福柯在本书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以及解答思路却依然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