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以上三个案例，我们也许可以初步感觉到我国行法律政救济机制的问题所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机制结构方面的问题；二是作为机制构成要素的各种制度的设计问题，三是机制运作的外部环境问题。
机制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各种救济制度比重失调。法治化高的救济环节过窄，法治化低的救济环节过宽。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越是法治化高的环节，人为设置的障碍越多，越是不畅，复议比信访的门槛高，限制多、诉讼比复议的门槛高，限制多，这样，就使绝大多数行政被侵权人进不了复议机关之门，更进不了法院，只能被迫去信访。例如，就行政诉讼而言，首先在受案范围上将大部分行政行为（抽象行为、内部行为、涉及政治、文化和其他非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等）排除在救济范围之外；其次，原告资格（法律规定只有被侵权人本人才享有原告资格，除非本人死亡，其近亲属才能获得原告资格）又将许多被侵权人，如被拐卖者、下落不明者、被行政机关收容走失的人等，排斥在诉讼门外，因为被拐卖者、下落不明者、被行政机关收容走失的人自己本人怎么亲自起诉，怎么委托他人起诉；再者，严格的时效制度（复议时效为2个月、诉讼时效为3个月）更是使许多案件进不了法院的门。这样，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争议、纠纷的当事人就都被迫踏上了信访之途。而当事人一旦被迫踏上信访之途，往往是不仅问题解决不了，其在信访路上还下不来。因为其往往错误认为，只要坚持信访下去，似乎哪一天总会有解决问题的希望（事实上也确有通过信访解决问题，甚至解决得比复议、诉讼还好的先例），以致使信访队伍越来越大，上访者越来越多；其二，整个机制缺乏整体设计，各种制度、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协调和相互衔接不够。例如，信访与复议、信访与诉讼如何协调和衔接，有时是复议、诉讼完了又信访，信访完了又复议、诉讼，有时是复议、诉讼不受理去信访，信访不受理又去复议、诉讼；其三，在整个解纷、救济机制中，有些环节没有建立或运作起来，或者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例如，人民代表，全国各级人民代表恐怕有几十万，他们如果能够真正发挥听取民声、反映民意和监督政府的作用，信访案件的大部分问题有可能通过这一渠道得以解决。
作为机制构成要素的各种制度的设计问题则更为突出。就原《
信访条例》确立的信访制度来说，首先，信访的机构过于分散，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大多都设有信访机构，但整个系统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甚至缺乏统一的计算机联网，信访人一个问题可能同时找几个机构，得到的答复和解决方案可能不一样，甚至相互矛盾；其次，由于信访机构分散，每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即非常有限，有的几个人，有的十几个人，面对大量的信访案件，不要说件件亲自处理，就是件件亲自过问处理结果，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可能的；第三，信访机构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一般实体问题（甚至某些程序问题）的解决均需请示行政首长，而行政首长的工作又是那么忙，一百个案件也许难以批示一二；第四，法律对信访案件的处理没有严格的程序规范，有的信访机构对同一案件反复批转下级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处理，下级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往往拖着不办（有的甚至藉此惩治信访人），信访人即没完没了的反复信访，第五，法律对信访案件的处理大多没有规定严格的实体标准，而行政首长对个案的批示、处理有时又太过随意，以致调起了其他信访人或非信访人过高的“味口”，导致领导人解决了一个旧的案件，却引发出十个、百个新的案件，有时还误导一些人弃复议、诉讼等法律途径而找领导人批示，但这些人往往是折腾一年半载，领导人批示却下不来（领导人自然不可能对所有信访人有求必应），到时他们想再走复议、诉讼途径，但复议、诉讼时效已过，只得又回来再信访，如此往复。
作为行政救济机制构成要素的其他制度，如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赔偿制度，虽然没有信访制度的问题多，但设计上同样存在很多不合理处。例如，行政赔偿，其设计的标准那么低，被害人通过申诉、复议、诉讼等重重关隘寻求救济，所获得的赔偿款往往不及其为寻求救济所花费的开支（律师费、交通费、鉴定费，等等）的十之一二（如著名的“麻旦旦案”）。这样，许多被害人往往只得无奈放弃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