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我国的税收立法的现实来看，我国目前所开征的20多个税种有法律依据的仅仅有三个[6] ，即使再加上税收征管法，我国税法领域也只有四部法律。现实告诉我们，我国没有实行税收法定原则，如果把
宪法第
56条作狭义解释，那么只能得出我国现实的税收立法绝大多数都是违宪的，而且也是违反《
立法法》的。 [7]这种解释恐怕是不能令大多数学者和国家决策机构所接受的。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认为，我国宪法尚没有确立税收法定原则。承认这一点不是为了贬低我国的
宪法，而是为了真正看清我国宪法所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并努力加以完善，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前进。
（二）完善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设想
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是完善我国的税收立宪制度的核心与基础，鉴于我国目前是在
宪法和
立法法两个层次对有关税收的事项予以规范，因此，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也应该从这两个层次着手。
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宪法结构的特点，本文认为，在我国近期的修宪中可以考虑在
宪法的第
56条增加一项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规定：“非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授权，任何人不得被强迫缴纳任何税款。”
立法法中也应当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但从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现状以及
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看，
立法法的规定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现实中如何真正落实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实践大部分是不符合
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的，比如税收行政法规没有明确的授权，更不用说符合
立法法所规定的授权要求了。
在我国税收立法逐渐完善以后，我国宪法不仅要在公民的基本义务中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而且要在
宪法中专门设置财政章节，进行财政立宪，并在其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要强调开征新税、变更税率、减免税和取消税种都必须由法律明确予以规定，根据特殊实际的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就个别税种或个别税收事项授权国务院在规定的条件和限度内通过行政法规的方式予以规范。在
立法法中，更应当明确规定基本税收事项均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在极个别情况下可以授权国务院立法，但不允许空白授权立法，授权立法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行为予以监督，在违反
宪法、法律和授权决定的情况下可以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有了这些相应的规定，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将达到非常完善的程度，这必将对我国纳税人权益的保障以及我国国家税收权益的保障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将推动我国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最终实现税收法治的目标。
【注释】翟继光，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研究生税法研究会会长。
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曾把法律划分为“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卢埃林也曾把法律划分为“纸面规则”（paper rule）与“实在规则”（real rule），其实质是强调现实中的法律不同于文本中的法律，同样，
宪法也可以分为文本中的
宪法和现实中的
宪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本文只能考察各国文本中的
宪法，而无法考察各国现实中的
宪法。
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并不表明其在实际中就一定贯彻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本文所有研究结论的基本论调。
但并不表明它们不受法定原则的约束，如果
宪法或其他的基本法确立了行政规费法定或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法定原则，那么，它们同样要受法定原则约束，这里只是强调它们不受税收法定原则约束。
日本国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立法机关。”在日本国宪法中，只有国会才有权制定法律，其它机关无权制定法律。日本学者一般也认为国会是唯一立法机关。新井隆一.租税法之基础理论.林燧生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4. 4.
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1922年）第81条规定：“议会休会期间，内阁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公布有法律效力的规定。这些规定不得改变……；这些规定同样不得触及大赦、发行国家货币、国家税收……”这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来确立法律对基本税收事项的确定权。
希腊共和国宪法（1975年）第78条第4款规定：“有关征税对象、税率、减免税和给予补贴，均须立法权力机关规定，不得委托授权。”明确否定了基本税收事项授权立法的合法性，属于本类型中最严格的税收法定原则。
即《
农业税条例》、《
个人所得税法》、《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
立法法》强调第
8条的基本事项（包括税收）如果要由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予以规范，则必须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如果说1984年国务院开展的税制改革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的话，那么，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及随后的大量立法均没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明确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