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国法的继受，从“单一继受”转向“多元继受”的结果，使中国的法律带有“多元复合”的色彩。新《
合同法》的概念体系是德国式的，直接采自德国民法、日本民法、中国台湾民法的制度不胜枚举，例如，缔约过失（第42、43条）、附随义务（第60条2款）、后契约义务（第92条）；同时履行抗辩权（第66条）、不安抗辩权（第68、69条）、债权人代位权（第73条）、债权人撤销权（第74条）、承包人法定抵押权（第286条）等等。但新《
合同法》将违约责任原则从过错责任改为严格责任（第
107条），及所规定的预期违约（第
108条）、强制实际履行（第
110条）、可预见规则（第
113条）、间接代理（第
402、
403条）等制度，则是主动继受英美法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的结果。[40]可以预见，这种“多元复合”的色彩在将来的中国民法典上必定会更加显著和突出，也许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
【注释】 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民法”，学者间意见分歧。肯定中国历史上有“民法”的学者，以梅仲协、杨鸿烈等为代表；否定中国历史上有“民法”的学者，以梁启超、王伯琦等为代表。
在中国历史上，维新派人士最早提出通过继受外国法实现“法律现代化”。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其中指出西方列强攫取我领事裁判权，借口是“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建议设“法律局”，“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制定民法、商法等“我夙无”的法律。在另一篇奏折《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中说：“若夫吾国法律，与万国异，故治外法权，不能收复。且吾旧律，民法与
刑法不分，商律与海律未备，尤非所以与万国交通也。”引自俞江《清末民法学输入与传播》（未刊稿）。
中国继受外国民法的目的，在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和变法维新，此与日本相同。但领事裁判权，一直到1944年才被废除，因此与民刑法典之制定和诉讼制度之改革，并无直接关连。而变法维新亦未成功，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绵延数千年之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而最终由中华民国完成民法典之制定。见王泽鉴《民法五十年》，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台北1991年10月第6版，第4页。
在中国法律文献中，与罗马法jus civile 对应的名词有两个：“民律”和“民法”。“民律”一词，是1880年同文馆翻译《法国律例》时自创；“民法”一词，系由日本引进，最早出现在黄遵宪著《日本国志》（1887年）。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30年间，“民律”、“民法”两词并存，交替使用，第一次民法典草案和第二次民法典草案，均用“民律”而不用“民法”，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颁布，“民法”一词才最终取代“民律”一词，使“民律”一词逐渐成为民法史上的用语。参见俞江《中国近代民法与民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论文（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