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结
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事立法，所参考的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以《民法草案（第四稿）》的合同编为基础颁布的《
经济合同法》（1981年），及以《民法草案（第四稿）》的总则编为基础制定的《
民法通则》（1986），均显现出1962年苏联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苏俄民法典、1978年匈牙利民法典和苏联民法理论、经济法理论的浓重色彩。1985年颁布的《
涉外经济合同法》比较接近于英美法契约法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1993年制定《
合同法立法方案》时，起草人明确提出了“广泛参考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在新《
合同法》中得到了切实贯彻，我们看到这部法律采用了典型的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许多原则和制度直接采自德国民法、日本民法和中国台湾民法，一些重要的制度直接采自英美法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和英美契约法。从这一时期的立法，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继受外国民法的进程中，发生了所继受目标的转换：从继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法，转向继受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民法；从继受目标比较“单一”，转向继受目标的“多元”。
五、目前民法典编纂中的主要争论
1998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9位学者专家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民法典草案的准备工作，原计划在2010年完成民法典编纂。由于中国之加入WTO，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加快民法典编纂的进程，要求2002年完成民法典草案并进入审议程序。目前分别委托学者专家起草的各编草案[21]已经完成，2002年4月19日的专家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民法典编纂的结构体例[22]，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进行整个民法典草案的修改和编纂工作。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内部及中国民法学界，围绕中国民法典的编制体例有激烈争论，现将主要争论点整理如下：
（一）是“编纂”还是“汇编”？
多数学者强调民法典的“编纂”，建议制定一部着重逻辑性和体系性的大陆法系的民法典。[23]相反的意见，建议在现行《
民法通则》和各单行法基础上，加以汇编、整理，保持各部分的相对独立，构成一部所谓“松散式、邦联式”的民法典。[24]
（二）以“重要性”为标准还是以“逻辑性”为标准？
关于哪些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上，哪些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保留在民法典之外，以及民法典的编章顺序的安排，究竟以什么作为标准？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以“逻辑性”作为标准，将整个民事生活领域的共同规则、基本制度规定在民法典，而将特殊领域、特殊市场、特殊关系的特殊的规则和制度，制定为民事特别法，保留在民法典之外，民法典的编章顺序也以逻辑性为准。[25]相反的意见认为，应当以“重要性”作为标准，凡是重要的民法制度都应当纳入民法典，民法典的编章安排也以重要性为标准，重要的制度在前，反之则在后。[26]
（三）“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即采纳民商合一，50年代中国大陆转而继受苏联的法律和理论，而苏联也是民商合一，故民商合一始终未变，现行
民法通则、
合同法、
担保法均为民商合一的立法，因此主张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27]相反的意见认为，只要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民事与商事的区分，就应采民商分立，建议改采民商分立主义。[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