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本采民商分立，于民法典之外，将另行制定商法典。但因意大利学者摩坦利尼（motanelli）首倡民商合一主义，得到各国学者赞同，瑞士民法、泰国民法和苏俄民法均采民商合一主义。因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83次会议通过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的提案，决定起草民商合一的民法典。[10]但《中华民国民法典》之所谓民商合一，重点在于不另行制定商法典，而将属于商人通则之经理人、代办商，及属于商行为之交互计算、行纪、仓库、运送营业及承揽运送等契约，订入民法典。在民法典外，尚有
公司法、
票据法、
海商法及
保险法等民事特别法。[11]因此，与现今意大利民法典和新荷兰民法典之彻底的民商合一，有程度上的差别。
第三，对中国继受外国法的效果，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继受的民法在总体上没有取得实际效果”。[12]这是因为《中华民国民法》颁布不久，即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变，中国历经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致使这一民法典不能发挥其作用，不是法律继受本身或者这一继受的民法典本身有什么问题。[1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民法典被中央人民政府明令废除，现仅在台湾地区有效（以下称为中国台湾民法）。
三、20世纪50和60年代的立法
（一）50年代的民法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1954年开始起草民法典，至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完成新中国的第一部《民法草案》，分为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５２５条。由于此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致民法起草工作被迫中断。这一民法典草案，其编制体例和基本制度均参考１９２２年的苏俄民法典，标志着中国对苏联民法的继受。[1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草案是以苏俄民法典为蓝本，但由于该苏俄民法典本身是参考德国民法典制定的，这就决定了现今中国民法仍未脱离大陆法系中的德国法系。[15]
（二）60年代的民法草案
１９６２年，中国在经历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之后，重新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此背景之下开始了第二次民法起草，至１９６４年７月完成《民法草案（试拟稿）》。该草案集中反映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和经济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并受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企图既摆脱苏联民法模式又与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彻底划清界限。起草者设计了一个全新的编制体例，仅分三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的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转。一方面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排除在法典之外，另一方面又不适当地将预算、税收等关系纳入法典，且整个法典草案一概不使用“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概念。这次民法起草工作因１９６４年开始的“四清运动”而中断。[16]这一民法典草案所留下的深刻教训是：在民法立法上，拒绝对外国民法的继受，盲目追求所谓中国特色，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三）小结
第一，这一时期的两次民法典起草均因发生政治运动而中断。但深层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依赖于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缺乏民法存在的社会条件。
第二，这一时期正式颁布的民事法律唯有《
婚姻法》（1950年）一部。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是离婚案件和人身伤害赔偿案件，裁判的依据是《
婚姻法》和“民事政策”。所谓“民事政策”，是指“党和国家颁布的有关民事方面的规范性文件”。[17]例如，政务院《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1950年10月20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1963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