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所谓的“经济全球化”中，南北经济发展越来越失去平衡、南北贸易发展也越来越失去平衡，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达成时，尤其是多哈会议后，在国际上显现的南北失衡更是有目共睹的。例如，专利对医药的保护与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之间的失衡，等等。这些问题，引起许多人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反思，是必然的。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注意的，正如一位从事专利工作多年的学者所说，在探讨利益平衡时“一个重要原则是要充分注意发展是硬道理，尽可能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而不大可能退回到过去的大锅饭时代。”在科技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永远缺少能与外国企业竞争的核心技术。在文化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自己创作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少。这种结果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靠吃作者及吃消费者自肥的侵权者，虽然号召人们回到过去的大锅饭时代，并拟出种种名为“最新”的方案引导别人去吃大锅饭，但他们自己肯定不会加入吃大锅饭的行列，却依旧扛着“代表公众”的旗，走着侵权致富的路。敢于站出来维权的作者，在侵权人以各种手段打压之下并未屈服，表明了他们并非为私利而是为更多被侵权作者的利益，为繁荣文化创作而斗争。侵权人则无论冠冕堂皇地说些什么，却始终不敢触及自己靠侵权与欺世的“发家史”，不敢谈及非法获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区别。这是人们很容易注意到的。
　　
　　把仅仅适合发达国家（乃至个别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强加给全世界，是发达国家的一贯做法。发展中国家的抗争，从制度总体的层面上，从未奏效过。１９６７年《伯尔尼公约》修订的失败，１９８５年大多数国家反对以版权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失败，Ｔｒｉｐｓ协议谈判时，秘鲁与巴西等国建议的失败，都是实例。我们在经济实力尚无法与发达国家抗衡的今天，是接受对我们确有弊端的制度，然后研究如何趋利避害，还是站出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再度发起一次１９６９年或１９８５年那样的战役，力促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从Ｔｒｉｐｓ协议退回来，退到对发展中国家较为公平的制度？也是确定我们的知识产权战略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此外，许多人在抱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太高”时，经常提到美国２０世纪三十年代、日本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似，而当时它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比我们现在低得多。这种对比用以反诘日、美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合理的指责，是可以的。但如果用来支持它们要求降低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水平，或批评我国不应依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属于没有历史地看问题。２０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国际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基本没有开始。我们如果在今天坚持按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水平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愿考虑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以及相应国际条约的要求，那么在一国的小范围内看，这种坚持可能是合理的，而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看，其惟一的结果只可能是我们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我国达到现在这种备受许多国内学者指责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水平，的确是只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身居最高层者才能作出的决断。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在世界科技的最高端，必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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