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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
公众人物概念的产生在很大程度_L是为了对其人格权的限制提供合理性，美国沙立文诉《纽约时报》案中首次确立“公共官员”的概念，即是为了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涉及公众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问题。[16]我认为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应当作适当的限制，理由如下:
第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满足公众兴趣的需要。一方面，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家等，其财产状况、言行举止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常常关系到公共利益，理应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强化对其的社会舆论监督。阳光是最佳的防腐剂，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对于反腐倡廉也是有意义的。[17]另一方面，公众对国家高级公务人员或社会知名人士在心理上非常关注并有了解、知情的愿望，公众人物的某些隐私问题成为“新闻事件”并由此可被自由陈述。[18]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应成为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19]
第二，协调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保护的需要。在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侧重于保护舆论监督的权利，因为舆论监督的权利毕竟关系到公共利益的维护。[20]正如法院在2002年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纠纷案的判决书中所宣称的:“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导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在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不够的背景下，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为了对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正当的舆论监督实行特殊保护，以鼓励新闻工作者大胆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尤其需要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作出必要的限制。[21]更何况公众人物较之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触新闻媒体，从而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
第三，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知情权与隐私权是相对应的概念，要限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最重要手段，是要保障公民最大限度地从新闻媒体中获取真实信息的自由。在许多情况下，公民的知情权会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对突发的传染病进行及时报道能够有效地提醒人们加强警惕，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扩散;而对一些公众人物的财产等隐私依法予以披露有助于反腐倡廉等。公众人物拥有特殊的地位、声誉或者职权，他们应当负担接受民众监督的义务，因为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满足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需要。
对公众人物人格权进行限制的对象主要是人格权中的精神性人格权，而对物质性人格权如生命权、健康权等，是不能限制的。对于精神性人格权中与生命、健康关系密切的人格权，例如身体隐私权，也不得任意限制或允许他人随便披露。并且，虽然公众人物的人格权受到适当的限制，但并非公众人物的所有人格权都不受法律保护，对其人格权的限制仅限于与公共领域、公众兴趣相关，或者应当受到公众监督的部分。通常受到限制的公众人物人格权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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