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洋务运动”。这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让中国人感触最先的和最深的就是西方军事装备的分量，但更为重要的是“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的箴言，仿佛是设法利用西洋的军器、轮船、科学和技术就能够保存儒家的价值，而不至于使它们陷于毁灭。10然而，中日战争的失败，破灭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富国强兵”梦，也震惊了觉醒中的中国人：胜负的关键似乎不在于物质技术，而在于一个新兴帝国主义与一个腐朽君主专制这两种政体之间的较量。在悲愤之余，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救国之路，即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效法日本，求的主要是君主立宪，因为它能“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近代的日本曾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严峻事实：同样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同样面临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但由于日本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从而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由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跃而成为东亚强国。日本的变革和发展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受启迪，且由于中国与日本在发展的背景和空间上有更多的相似点，他们提出了效仿日本、维新变法的主张，即由君主专制政体变革为君主立宪政体，改革法律、军事、经济制度等。这是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但维新派却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期望他“乾纲独断”，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将封建专制独裁的皇帝，变成在
宪法范围内行事的立宪君主。因此，后果可想而知，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孙中山的救国之路，与康有为的截然不同。他所求的是西方最进步的思想：民主共和。因此，其首要的任务就是推翻帝制。面对清末亡国灭种的危亡形势，孙中山尖锐指出：清朝统治“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致使“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11基于此，中国不能沿着治乱相循的套路里走下去了，必须寻求新的道路，“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12他决心通过流血革命，用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取代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
为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不仅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洋务派以洋奴买办化道路变革近代中国的卑劣企图，在二十世纪初，又适时地与立宪派就清政府玩弄“新政”的把戏展开了广泛的论战。无疑，孙中山与立宪派的论战，有助于双方认真思考中国的一些问题，研究一些思想理论和制度设计。然而，他们之间的论战却难以理解地背离了中国的现实生活。论战的内容不仅与当时占据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毫无关系，而且与当时流行于城市的改革计划，例如禁赌、禁烟等等，也相去甚远。在此种情势下，革命党人的活动又如何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除此之外，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还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有1907年的黄冈、惠州起义、镇南关起义，1911年的广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规模宏大的暴力革命相比，对满清政府而言太微不足道了，最终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
显而易见，从维新派、洋务派，直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近代几次大的变革政治的运动，“无一不与东西列强的压迫有密切的关系”。13而他们对近代中国种种现实困境的探索与分析，更多的体现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心境和理想，“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当压倒一切的关心之事是在猖狂的帝国主义时代如何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14之时，这种心境和理想则显得尤其突出。基于此，他们忽视了几千年传承的政治结构对于器物更新、制度创新支配的顽强和有力。就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直到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就是秦汉以降确立下来的专制独裁制度。而这种“帝国的国家制度建立得非常牢固，它的权威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观念基础上，有长期积累的历史传统可循，一直保持着能接受任何管理体制挑战的不败记录”。15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然而，这革命的胜利，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却是多年来迂回、曲折的革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这革命的结果，虽然是颠覆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却仍旧掌控在封建主义的大网之下，“三个月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观念依然如旧，“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说法依然支配着政治思想和政治野心。所以说，封建帝制的崩溃还非一场革命，更算不上是革命的结束，而只是革命的开始。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国建立了，还会出现张勋复辟、洪宪帝制等事件的发生？为什么专制独裁已为世人所不齿，军阀割据还在猖狂盛行？
二、民主共和创建的探索比较
毫无疑问，革命结束之后的时期是个解体和重建的时期，社会每经历一次重大的动乱均须有这样一个过程。独立战争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美国这一重大问题凸现在人们面前，亟需作出抉择，是继续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还是确立邦联共和，保持各州的绝对主权？还是实行联邦共和，建成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当然，每种方案均有各自的提倡者、拥护者和追随者。同样，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也面临着一个明确政权组织形式的问题。但不同的是，美国是在英国的宪政思想影响下建立的，有着其不可分离的历史传统，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个“从头到脚”都是新鲜的事物。
作为殖民地，英国统治下的北美实行的是君主制。君主是英国国王，英王派总督治理各殖民地。另外，美国独立的时代也是全世界盛行君主制的时代。在法国有国王，在俄国有沙皇，在英国有君主，在土耳其有苏丹。所以，在约克镇大捷后，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公开谈论起君主制来了。鉴于华盛顿在革命活动中的显赫声名，他们普遍认为华盛顿是君主的最佳人选。1782年5月，以大陆军上校尼古拉为首的一批军官秘密集合，拟拥戴华盛顿为国王。这遭到了华盛顿的严辞拒绝，“如果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可以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位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因此，我恳求你，从你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并且决不要让你自己或者任何别的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思想，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16
对于邦联，华盛顿也是持极力反对态度的，这主要根源于他领导的独立战争。独立战争开始以后，原先的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并没有组成很完善的政府。他们共同召开的大陆会议，没有中央权威。财权、征兵权、物资供应权等都由各州政府控制。“这是个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政府，如跛脚者撑着拐杖，举步维艰”。17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大陆军兵源、供应等一系列问题，战争因此进行得特别艰苦。独立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使华盛顿深刻地认识到邦联的危害。鉴此，他主张独立后的美国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州的自身利益要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央政府必须具有权威和实权。唯有如此，才能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与自由，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华盛顿对君主立宪、邦联共和的立场固然同他个人的信念、经历有关，但仔细分析起来，美国的共和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首先，殖民地自建立以来，一直不存在英国式的等级差别，它有的只是身份上的平等，而独立战争的结果也使得人们在财产方面更趋于平等。与此同时，当时的北美大陆，既没有西方式的封建传统，也没有东方式的专制传统，它有的只是刚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其次，殖民地与本国相距遥远。事实上，自殖民地建立以来，英国对它的管制与干预始终都很少。因此，北美殖民地人民早已培育起独立自主的观念。而且伴随独立战争的胜利结束，建立共和已成为普遍认同的、且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种情形下，建立当时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相妥协的君主立宪制政体，显然是与现实的需求相脱节的。当然，邦联在独立战争后的困境也使得联邦共和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当时的美国，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其国力不强，对内需要安定、秩序，对外需要对付强敌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威胁，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由于邦联政府的软弱，国内外的局势严重恶化，致使邦联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险境地。
殖民时期沿袭已久的传统和邦联时代混乱不堪的局面，使殖民地人民向往一个统一的、集中的中央政府。英国的
宪法是现存的最好的
宪法，但因为美国有着不同于英国的平等社会、富饶的资源、广阔的空间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制宪者并没有截取体现制衡原则的英国宪法，也没有克隆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三权分立思想，而是设计了独具一格的联邦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国家的权力既彼此分立、又相互制约并保持了平衡。这样，既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防止了专制集权；既保持了中央的权威，也使地方具有更大的自治性。“联邦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他们能够创新的明证，因为政治史上在那个时候还找不到类似的政治制度”。18的确是这样，在洛克的分权制度里没有司法权的位置，孟德斯鸠是横向分权，而美国分权制不仅是横向的，还包括纵向的分权。用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说法，就是：州政府与联邦政府间的权力保持均衡；众议院与参议院的权力均衡；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权力均衡；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权力均衡；参议院与总统的权力均衡；人民的权力与政府权力均衡。19除此之外，他们又创造了“总统”这个职位，因为“如果他们不准备要一个英国式或法国式的国王，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呢？” 20然而，殖民地时代的专制太过深刻。当时殖民地政府的总督们兼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俨然就是殖民地的君主。为此，他们采用了休谟的观点，即在设计政治体制和确定若干
宪法性制约和控制手段时，假定每个人都是一个恶人。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他们竭尽心智地采用了种种预防的措施，为总统权力的行使设置了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