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华盛顿宪政实践过程和结果比较*
袁曙宏**;董文媛***
【全文】
百余年前，乔治·华盛顿受命于美利坚民族危难之际，戎马倥偬，领导美利坚民族赢得了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继而首创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近百年前，孙中山在中华民族瓜分陆沉迫近眉睫之时，殚精竭虑，效仿美国“起共和而终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一个民主政治必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指挥。华盛顿、孙中山二人均是在两国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的历史转折点上，在百废待兴的建国时期，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恪尽职责。然而，华盛顿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取得了成功，美国不仅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国家，而且后来居上，该国的宪政体系因此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相反，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却如昙花一现，很快夭折，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夺，随之而来的并非太平盛世、国富民强，而是“僭窃继起，叛变屡作。”1因此，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皆致力于实现民主共和、谋求国家统一，华盛顿二任隐退，孙中山却三月任终，同途何以异归？为什么同属时代重大变革、国家面临抉择的背景下有意识的创造，民主共和在美国就得以确立，在中国就出现反复？本文拟从华盛顿、孙中山的政治活动入手，结合他们所处社会、政治、法律、传统背景进行考察、分析，以成立共和为纵向比较线索，以当时两国的不同选择为横向坐标，也许我们能够发现宪政体系在不同国家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期对今天中国法治发展中的宪政进程有所启迪和借鉴。
一、民主共和之路的选择比较
在创建共和国的历程中，尽管两国所处环境、时局各有不同，为倾覆旧有政体、改造固有制度，华盛顿、孙中山均采取了以武装革命的手段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出路和最终选择。
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冲突的加剧，归根结底，是因为经济的问题。究其原因是，英国自始至终将殖民地视为加强其本国实力的资源，而殖民地却一心渴望英国把它们视为母国的一部分。1763年，英、法两国七年战争2结束，双方签订《巴黎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法国放弃其在北美的一切军事和政治权利。作为战胜国，英国赢得了广袤的美洲大陆，同时，也负载了累累的债务。为将因战争而产生的大笔军费开支转嫁到殖民地人民的头上，英国政府先于1764年公布了“糖税法”，继而又于1765年通过了“印花税法”，公开地、毫不掩饰地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财产。尽管由于北美人民的反抗迫使英国政府于次年取消了“印花税法”。但是，为了增加赋税，英国政府又于1767年初颁布了“汤森法”案，该法案同时还蛮横地宣布解散纽约议会。“汤森法”案的公布使得北美殖民地刚刚平息的风波重新开始，为反对英国这一系列的横征暴敛，殖民地人民展开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1773年，英国政府为克服东印度公司财政上的困难，向国会建议通过给予该公司在美洲茶叶贸易独占权的法案。这再次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并爆发了“波士顿茶叶事件”。殖民地的抵抗导致了英国高压政策的实施，而英国的高压统治又最终导致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开始。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发表了拿起武器反抗英国的宣言。同年6月，华盛顿临危受命，任大陆军总司令。头衔是崇高的，任务却是艰巨的。自此之后，华盛顿历经重重困难，用尽一切力量，倾尽一切努力，率领大陆军踏上了漫长的争取独立的路程。武装革命开始后的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表达了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和谋求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在继萨拉托加战役之后，华盛顿领导的军队于1781年10月全歼约克镇的英军，俘获英军司令康瓦里斯及英军八千人。1783年英美签署《巴黎和约》，同年11月英军撤离美国领土，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
北美殖民地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革命，虽然起因于经济因素，然而，在1763年至1776年7月4日期间，萦绕于华盛顿及北美殖民地人民心中的，以及他们所为之不懈努力争取的，却不是“独立”，而是“自由”，这一“自由”是英国公民自从《大宪章》以来一直为之斗争的全部权利。因此，在“印花税法”公布不久，北美殖民地就召开了第一次由美利坚人倡议召开的反“印花税法”会议，并发表宣言：“非经他们（殖民地人民）自己亲口答应，或者由他们的代表表示同意，是不能向他们课税的，这是与人民的自由以及英国人毫无疑问的权利分不开的和至关重要的”。3对于《印花税法》，时任弗吉尼亚议员的华盛顿在给弗朗西斯·丹德里奇的信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这一税法违宪，且是对他们的自由的可怕的进攻。4此时，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立场是爱好自由的英国人，都没有考虑过要脱离英国而独立。“汤森法”案的颁布同“印花税法”一样，侵犯了人民的自由，但更严重的是，它解散了纽约议会。如果英国国会可以合法地剥夺纽约议会的权力，它也就可以剥夺殖民地其它州的权力，从而任意侵犯其它州、乃至整个殖民地的自由。这大大激怒了殖民地人民，无疑也激怒了华盛顿，他认为这是“同每一条自然正义原则都背道而驰，……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自然权利，而且破坏了在建立过程中献出了王国中好些最宝贵的鲜血的不列颠自己的法律和
宪法”。5为维护殖民地的自由权利，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殖民地人民应下定决心为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保卫我们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属势在必行……为了保卫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6
“自由”的概念，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头脑中，这一方面，源于他们已经离开的那个社会。北美大陆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殖民地的大部分人民却并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是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移民。另一方面，也与他们的经历不无关联，“近200年来，欧洲人一直在驶往新大陆，寻找自由――特别是宗教自由――以及土地和工作。‘五月花’号还未靠岸，船上的清教徒就制订了公约来保护宗教自由和使‘公正与平等的法律’成为可能”。7于是，在基于宗主国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奴役而爆发革命的这一时期，“自由”再度成为北美大陆上共通的词汇，不可否认，这个词汇也是当时唯一最有威力的思想。因此，反对英国政府、宣布独立，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就是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在最初反抗英国的斗争中，北美殖民地人民乞求的是，其权利应与英国国内公民一样，因为，他们的权利也是英国国王和英国议会授予的。但在这一努力宣告失败后，他们并未踯躅不前，而是迅速转变为根据“天赋人权”来维护他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独立宣言》即是这一政治思想转变的集中体现。《独立宣言》的精髓是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思想，人民有权反抗政府、重组政权，它郑重宣布：“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管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标，人民便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根据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幸福”。《独立宣言》中所体现的政治理论都是十七、八世纪自然法学家所熟悉的，而《独立宣言》其本身，从形式上看，与洛克的《政府论》极为相似；从文句上看，用短短的几百字已将《政府论》的主要论据包揽无遗。所以，这一时期，革命的政治思想显然不是独创的，独立宣言也没有任何思想上的独创性，但“美国政治思想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成为立即见之政治行动的根据。独立宣言把人们所熟悉的抽象概念与具有独一无二重要性的实际结论联系了起来”，8从而使其成为指引独立战争走向胜利的明灯。
北美争取独立的战争经历了八年之久，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使得北美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使得自由民主的思想成为当时美国政治生活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同时，独立战争的胜利也成就了华盛顿，使他成为当时最受敬重的人物。美国人之所以那么崇拜他，不仅是因为他在多次事件中的卓越表现，他给这个国家赢得的国际地位，更是因为他代表了殖民地人民所喜爱的一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在开国初期，他是殖民地人民唯一的民族象征。
如果说，为美国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是一种法律斗争；或者说，它至少是以解决法律问题的名义发动起来的”。9而在中国，却远非如此。中国的“近代”始于旧中国被拉进“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因而，对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焦虑，使得振兴中华、抵御外侮成为时代的要求和思想行动的方向。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末世。及至鸦片战争爆发，资本主义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华帝国遂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来自内部以及外部的危机使得中国再也无法按照自己因袭已久的方式生活了。于是，中国开始把探究的目光投向西方，向西方求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