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刑事法治的关注中，有的学者是做对策性研究的，对当前立法与司法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还有一些学者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他的研究成果可能暂时不被立法者与司法者所采纳，也许将来才会被采纳。这样的基础理论研究重在揭示法治的基本规律，对国家法治未来的建设与发展，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记者：您说“眼光甚至要超越时代”，会不会让人以为脱离了时代？
陈兴良：不能这么说，超越时代不等于脱离时代。一个社会的法治状况和这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水平应该是成正比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包括一些疑难案件，用法律来解决好这些问题，是社会的需求，学者的研究正体现了时代的需求。
我在1979年9月开始学
刑法这门课时，
刑法在当年的7月才刚刚颁布。我们这代人的成长，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我在
刑法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和我们国家的发展进步休戚相关。我们的法治研究是触摸着社会发展的脉搏进行的，并努力超越社会现实，而不是尾随社会。
记者：那么在立法或者修改法律过程中，是民众的影响大呢，还是专家学者的影响更大呢？
陈兴良：我想，专业人士与社会公众认同之间可能都会有一些隔阂，比如死刑的存废问题、“严打”问题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对立，它只是一个认知的步伐问题。在这一点上，学者无疑应该带动民众的认知脚步。
我们的法治社会目前正在建设中，而不是已经建成了。社会的法治理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中国的法治建设为法学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舞台。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推进法治建设，是我们这一代法学家的历史使命。可以说，我们生逢其时，法学受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重视。
记者：您如何理解法治、法律精神和法学真谛？
陈兴良：法治的精髓在于通过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的权利。法治是管理社会的方法，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种社会管理手段。支撑在法治背后的，是人道主义。
法学是权利之学，也是人学。法学不是像人们误以为的那样只是简单的解释法条，而是对社会进行研究。只有在社会的背景之下，才能真正理解法律，真正理解法学。
记者：现在社会上法律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与之相关的部门被诟病较多，比如执法不公等等。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