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这一思路，波斯纳在本书中进一步指出，一个人在老年时，由于身心与年轻时相比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可以说不再是同一个人了。波斯纳以自己母亲为例，他母亲60多岁时，看到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说：以后我要是变成这样，就杀了我。20年后，当他的母亲也靠轮椅行动时，她就不想死了。波斯纳认为这一变化是由于老人的心境有了根本的变化，这两个自我同样是真实的。但年轻人往往不了解老年人的心态。据此，波斯纳认为“衰老”并不只是一个生理变化过程，而是包含着心理和智力的变化。这一点在我们生活中是常见的。一个年轻时的激进者到了晚年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保守派。甚至有的老人希望并有意表现得还像年轻人那么激进，那么敢说话，那么无所畏惧，但他的话题和处理话题的方式可能还是老派的，例如什么问题都往政治上拉，或往他关心的问题上拉，他还是会让年轻人敬而远之；因此，这种做作出来的激进其实在另一方面正反映了其保守。
　　老年人与青年人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智力。这一点人们都接受，并往往认为老人不如年轻人。借助心理学上的“固态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和“动态智力”(fluid intelligence)的概念区分，波斯纳指出，上面的判断实际上是人们选择性抽样和概括的结果。根据大量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特别是美国的一些著名法官，他建构了一个人的能力随年龄增减和工作需求变化的关系。他指出，一般说来，年轻人的动态智力较强，固态智力较弱，换言之，他们学习创造的能力较强，知识更新快，但这些知识都未能身体化，经验累积少；而老人则相反。一般说来，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增加而某些能力加强，有些能力则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
　　社会对人的能力需求并不是单一的，并且社会的具体职业对人的能力要求也并不相同，有时甚至很不相同(想象社会对艺术家和工程师的不同要求吧)。因此，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智力差别并不必定构成一种对立，过分夸大智力或趣味上的代沟是一种过度概括的结果。他们之间的智力差别实际上可以构成某种互补，从而为社会的深入细致的分工创造了前提条件。事实上，这种分工在任何社会中都一直存在。在初民社会中，外出狩猎或冲锋陷阵的往往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而老人却更多担任决策作用；农业社会中，年轻人外出务农，老人在家照看孩子，就是这样的例子。波斯纳系统分析了不同行业里的一些历史名人的年龄与创造力的关系，指出在今天，在诗歌、艺术、数学等学科中，真正做出贡献的往往是青年人；但在有些领域，则往往只有年长者才能有所贡献。
　　在波斯纳看来，司法就是后一种职业的典型代表。这是因为司法(与法学研究不同，甚至与法律实务也不同)，却是比较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法律是一个强调稳定性的工作，因此是一项“保守”的事业；其次，司法并不仅仅需要知识和想象力，更需要对社会生活的洞察力和审判经验的累积，而这些相比而言都恰恰是年长者的优势；第三，固态智力的形成需要时间，这是一种无言之知，不是通过说理说明就可以获得的，这就像医生、律师、法官等许多职业(profession)一样，都必须通过长期的实践才能获得。冯象先生曾说人们不敢放心一位17岁就从法学院毕业的神童去讨债；同样，人们恐怕也很难接受17岁的外科医生作脑颅外科手术，即使他在学校门门功课都得满分。正因为这种固态智力的形成需要时间，并且一旦形成后衰变率也比较低，因此在历史上，法学家常常比较年长。波斯纳特别细致分析了美国法律史上两位最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和汉德的司法意见撰述，发现他们直到80岁以后，无论是思维能力还是写作能力都仍然没有衰减的迹象，从而强有力地例证了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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