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S公司的纪检书记要求我通知与我同来的杭州M公司驻皖办事处的人员将汇票送到S公司。我说你们先把七十万元的汇票办好，我们一同去南昌找他们换汇票就行了。但S公司的纪检书记不同意，偏要我们先拿出老汇票再换新汇票。我不同意。
　　S公司的纪检书记见话不投机，也就只好跟我摊牌了，他说：这个汇票我们不能给你办，我们必须要等安徽、湖南等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撤销对我们的处罚之后，才能把这七十万元给你们。
　　我看着S律师说，我来时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当着法官的面给你打了电话，我到这里来只是换汇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
　　S律师打和局说：要么这样，我们这次先付你们三十万，余下的四十万等安徽、湖南等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撤销对我们的处罚之后再给你们，因为前些天我们带着最高法院的调解书去了湖南等地，那些工商管理部门根本就不买我们的帐，我们需要你们的协助。
　　我说，按照调解书约定，你们的七十万元必须到位后，我们才能协助，你们在七十万元没到位的情况下，单方去找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商，人家当然不会理你们。现在我希望我们双方都恪守诚信，按调解书约定办事。我这次来只是换汇票，不要再谈其他条件，如不换，我这就走人。
　　S公司的纪检书记见我软硬不吃，只好告诉我：我们再去研究一下，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可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眼看就到了下午4点多钟。S公司是一个国营的老企业，离南昌市大约有四十公里，没有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如果没有S公司的车辆，是很难离开这里的。这时我更后悔没有坚持从南昌市带一辆出租车过来。
　　2003年4月21日下午4点30分，S公司的纪检书记等人走进我们等候的办公室，笑吟吟地告诉我，经过研究，他们同意按原约定的方案办，同意直接换汇票，只是因为他们帐户上存款不足，无法另外办汇票，请我马上通知带汇票的人过来，然后一起到银行里换汇票。我知道这时再赶到银行已经来不及了，我怕我真的拿出汇票后，不交出来，他们会不让我离开这里。况且这么一个大的企业，说拿不出七十万也不客观。我暗示了一下我的助手说：你马上打电话给他们，看他们在什么地方。我的助手会意，马上出门打了一个电话回来说：他们已经离开南昌，乘公共汽车到九江了。
　　我接过话来说：对不起，刚才我还以为你们不同意换汇票呢，所以他们打电话来问我，我就让他们先回去了。
　　离开S公司的时候，我专门拉过S律师，让助手在S公司大门口为我们拍下一张合影，以作为我曾到S公司换过汇票的证据。我告诉S律师说：我真的佩服你的聪明和口才，只是我觉得你少了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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