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专横的法律不断产生自我削弱的力量。在专横的法律之下，不可能形成足以使立法者、执法者受制于法的社会压力、权力的滥用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绝症。在中国封建社会，对“禁榷”、“抑商”等法令给予致命打击的正是“官商”。中国历代王朝都有禁止官员经商的法律，可是，每一个朝代都有层出不穷的“官商”，为害之烈，真是世所罕见⑵。到封建时代末期，“官商”成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头衔，官员不再满足于和商人暗中勾结，而是自立门户、公然亮出“官商”的牌子。在有些地方居然发展到无官不商，以致官而不商令人莫名惊诧。据《两淮盐法志》(卷四三)“杨义传”⑶中记载：“淮南登仕版者，别立户籍，号曰官商，凡官吏需要诸浮杂费皆不之及。杨氏(杨义，官至工部尚书，父辈为两淮盐商)独否。人问其故，义曰：‘费不及我，必有代任之者。利己损人，吾不为也’。”杨义不过是没有亮出“官商”名号，没有利用官员的身份来为自己的商业活动逃税，这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所至风节凛然”，值得在传记中大书特书。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皇帝终于亲自推倒了禁止官员经商的最后一道形式上的障碍，“并准本省各官暨京外大小官绅量力附股”、“官商合力，广筹巨款。”⑴这大概是因为“官商”在门户开放之后，更加势不可挡，徒具空文的禁令除了使法律受嘲弄之外，别无任何效用。
为时二千多年的“禁榷”、“抑商”在中国造成了表面上互相否定，实际上相得益彰的一对畸形人：一方面政府专营相沿不变，另一方面私人垄断借助政府专营、依托官方背景生生不息；一手造成萎缩、疲软的民间工商业，另一手造成愈禁愈盛的“官商”与官、商勾结。在中国引进公司制度前后，这一堆互相缠绕的死结非但没有解开，反而愈缠愈紧。
公司在近代中国从短暂的兴起跌进困境，主要原因在于“政企不分”的死结没有解开。“官营”、“官办”、“官督商办”的传统根深蒂固，公司在“官商不分”的情况下只能是行政性垄断的“载体”。历史上存在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消失，当意识物化为体制之后，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源远流长，除非有新的意识取而代之，并在同一程度上物化为体制。
公司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展现出，只有当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独立存在以后，它才能从行政性垄断的载体变为推动竞争的工具，这无疑仍然是当代中国建立公司制度所面临的课题。
【注释】 ⑴参见《法国商业
公司法》(66—537号法律)第
1条第1款；《日本民法典》第35条第(1)项；《日本商法典》第52条第(1)项、第54条第1项；《瑞士民法典》第59条第(2)项；《德国商法典》第6条。
⑴MaxRadin(拉亭)，TheLegislationoftheGreeksandRomansonCorporations,ColumbiaUniv.Press,1909,pp.33.
⑵M·罗斯托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1页。
⑴M·罗斯托莱夫，前引书，第250页。
⑵W·W·Buckland(巴克兰德)，TextBookofRomanLaw,3rd,ed,CambridgeUniv.Press,1963,p.65.
⑶蒙森，西奥多(Mommsen,Theoder,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⑷⑸拉亭，前引书，第34、35页。
⑴拉亭，前引书，第37页。
⑵巴克兰德，前引书，第177页。
⑶中国学者陈朝璧在《罗马法原理》(上)(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76页)中谈到：“法人制度之理论，所以早为罗马人所发明者，实以适应当时之需要为最大原因”。然而，他又认为：罗马社团的主体资格“仅为实体上之存在，而无法人之名称。”在这里，因事实状态而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已成立的社团具有法律人格与“国家权力的产物—法人”，两件本应有所区别的事物，被混淆在一起。所以，得出了罗马时代已有法人存在的结论。
⑴需要指出的是，自治城市“特许状”的出现是公司史上的一大变化，罗马法和寺院法中的公司自由成立主义受到了限制，制定法开始成为公司组织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公司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法人特征。
⑵Holdswarth(霍尔维茨)，HistoryofEnglishLaw,Lendon,Methuen,1925.Vol.8.p.201—202.
⑴L·C·B·Gower(高尔)在《现代
公司法原理》(ThePrincipleofModernCompanyLaw,2nd,ed.London,Sterens,1969,note2,p.21.)一书中指出：“英国法是否接受法人拟制说是颇有争议的事，但它似乎是经久不渝地采用了法人特许说——法人资格由国家授予；GeorgeUnwin(昂文)在《十六与十七世纪的工业组织》(IndustrialOrgnizationsin16thand17thCenturies,LondonFrankCass,1963p.73)一书中谈到：“在1446到1488年间，伦敦城绝大部分规模较大的行会都取得了完全的法人资格；中国民商法学家谢怀@①曾指点本文作者：“‘incorporation’一词的准确翻译应是‘法人资格’或‘取得法人资格’”。
⑵1639年，伦敦织匠行会成员在请愿书中声称：根据特许状成立的法人社团是一个整体，因此，团体代表人的权力产生于他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代表人的选举、撤换应有成员的同意或批准。作为法人社团，该行会之代表选举应适用柯克大法官(LordCooke)在《法人社团判例》(CaseofCorporations)一书中所确认的规则。参见昂文前引书，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