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反思性、交涉性、过程性、民主性和包容性，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一方面，它强化了决定者超然、中立的地位，纠正了决定者先入为主的道德论证和探知求真的正义观，从而使其能更好地主持正义；[6]另一方面，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都被一一贴上封条，成为不可动摇的“真正过去”，这种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实际效果的封闭性、约束力，刺激了程序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和能动性的张扬。基于利害关系考虑，他们（主要是当事人）必然主动为自己的主张寻找尽可能翔实、全面的证据，这更有利于还原案件的客观真实，进而达到“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效果。可见，“程序”实质上无非表现为“时”、“空”二字，即要求在特定的空间（法庭）按照一定的时间（法定的或指定的）出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程序的收缩性和封闭性决定了一旦程序完成，任何“旧船票”无论如何真实，都不被允许登上诉讼这只“客船”。程序的这种规定性其实是对再审程序的否定至少是部分的否定，因为，除了少量的法律适用错误（包括违反法定程序）外，面对严格的程序和程序的严格遵守，再审纠错能力的发挥余地也就极其有限了。
《证据规定》正是在秉承程序正义理念的情况下严格规定了举证的期限和要求。如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期限为10日，自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被告不仅要在此期间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而且还要提供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即被视为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证据规定》第
7条对原告和第三人的举证期限也作出了规定，原告或第三人应在开庭前或者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逾期举证将被视为对举证权利的放弃。同时还规定他们在一审程序中未提供证据，而留到二审法院再提供且无正当事由的，法院不予接纳。此规定旨在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种程序正义理念的制度化，实际上将案件的“事实审”主要集中到了一审法院，强化了一审法院的庭审职能，并构成了对二审乃至于再审中审查权的一定制约，根据“案卷主义”原理，即使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二审、再审程序可以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也只能局限于对一审中提供或调取的证据进行事实的再认定，程序的时效性天然地排斥了毫无理由地采用其他任何新证据。这种诉讼制度设计，不仅使二审、再审变成了事实上的“法律审”，实现了有限司法公共资源更为合理的配置，而且大大缩小了再审制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使我国再审制度的改革、重塑显得尤为必要与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