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法本质与再审制度
再审制度究其实质是在肯定并维护既有审级制度的前提下的一种“补救”程序，旨在于厉行“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尽量降低错案发生率。可见，再审程序是审级制度主体结构的辅助与延伸，它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审级制度这一主体大厦，起坚固、美化大厦的有限功能。这一价值定位决定了其不能“反客为主”，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观我国再审制度及其运行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再审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只要舍得投入足够的成本，就能够生产出满意的“真理”产品来。换言之，人是能够认识真理，并能使历史真相重现的。这一信念的确立且根深蒂固是传统儒家文化对人性“臻于至善”的乐观精神和美好意愿与后来强势意识形态间的内在契合、强化的结果。于是在大写的“旗帜”的指引、感召下，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边界开始模糊，人们“忘我”地置身于“伟大”的事业当中并不断地寻觅着、发掘着、迷茫着。就司法过程而言，其结果经常是以消灭无序为目标，却以无序的扩大为结局。而所有的困境，无不根源于个人试图以有限之身去做无限之事。换言之，人类一旦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灾难就不可避免了。这样，长期以来我们认识论上的狂妄与偏执和传统观念中程序正义的缺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掣肘。而二者的内在亲和，亦导致了诉讼法学理论上的纷争和实务中的混乱。表现于再审制度则是，十多年来中国二审判决被立案再审的比率逐年上升，至1999年已高达25%。 [3]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两审终审”的司法制度架构已名存实亡，司法的终局性已荡然无存，法律广设的再审机制铺就了令人神往的追逐“海市蜃楼”的虚幻的获利渠道。再三，再四地重审或再审，令当事人忙于“奔讼”且乐此不疲，非常的法律关系因时间的消磨而显得正常，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被一个个没有既判力的裁判书撕咬得遍体鳞伤，司法正当性水土流失严重、洪灾泛滥。
改观上述情势的激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检讨制度的理论前提，司法之根本是什么？最终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 [4]这与其说是一法学问题，毋宁是有关认识论的哲学追问。其间暗含着对人性两种截然不同的预设——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们必须在法哲学层面给司法提供一个合乎人性的逻辑起点，惟有如此，才能展开合理的有关司法的制度体系的建构并消释实践中的困惑。而
《证据规定》在总结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满足或部分满足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