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在“个罪探讨”栏目中，发表了两篇论文。王立的“交通事故罪研究——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视角”一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交通事故罪进行了探讨。我国刑法对交通事故罪的规定采用的是空白罪状，构成本罪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有关交通管理法规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确定以交通事故责任作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置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交通肇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完全取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一司法实践的做法虽然使法院对本罪的认定更为便利，但也带来一些弊端。本文作者王立，长期从事交通责任事故的认定，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并积累了大量资料。王立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硕士学位，其硕士论文是我指导的，我认为她的这篇论文是有新意的，并且也受到答辩委员会的好评。吴学斌的“集资诈骗罪研究”一文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及其构成要件作了法理分析，尤其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文的作者都是司法实践工作者，都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又回到大学经过进一步深造，在理论上都有较大的提高。
在“
刑法适用”栏目中，发表了三篇论文。李荣的“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一文，涉及的是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问题。这个问题以往在
刑法理论上是不成其为问题的，按照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首要分子对应其组织故意范围内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对此，立法者也认为，根据
刑法第
26条第3款的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即首要分子要对他所组织、领导的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 但在此后的司法实践中，对此产生了疑问，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中，其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同做法，在
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争议。我曾经听说某地出现这样一个案例：公诉机关指控某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指使其成员杀害他人，辩护人认定这一指控证据不足，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但又认为，首要分子应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指使也应对之承担刑事责任。在首要分子没有杀人的指使行为，也没有杀人故意的情况下，认定其构成故意杀人罪。这些做法，都是违反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的。李荣的论文对这一问题的法理探讨，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论文未涉及个案，但对于司法实践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刘德法、王冠的“信用卡犯罪问题研讨”一文结合个案，对信用卡犯罪认定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是恶意透支问题，盗用信用卡犯罪等，都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不易区分的，本文的深入论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崔敏教授的“四论慎杀”一文，从一起故意伤害案的判解切入，对死刑的适用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探讨。崔敏教授是刑事法学界的老前辈，其对现实法治的关切之情令人感动，他对死刑适用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对慎杀这一主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现在又四论之，可见其心之切。本文论及的这个案件，我也参加过专家论证。故意致人死亡一人，而判三人死刑立即执行、一人死刑缓期执行，刑罚之重已经超过了“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这一报应公正的标准。我记得，关于此案崔敏教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座谈会上，当着最高人民法益肖扬院长的面曾经论及，这并不是一个个案问题，而是死刑政策问题。对于死刑之存废、限制的论证，青年学者更多地引证西方学者的资料，本文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关于“少杀”的论述，尽管熟悉，但仍有恍若隔世的生疏感。戴有举的“（事后）抢劫罪三论“一文，对事后抢劫罪中的三个疑难问题作了探讨，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经常引起争议，需要从法理上对此加以论证。
在“
刑事诉讼法适用”栏目发表了三篇论文。莫洪宪、王明星的“刑事案件的分类及界定标准”一文，讨论的是刑事案件的类别界定问题，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案由，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刑事诉讼，也关乎刑事侦查，并且关乎刑事统计，以往在学理上关注甚少，因而本文的讨论是有价值的。秦宗文的“比较与借鉴：我国刑事重复追诉问题之求解”一文，对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英美法中的双重危险理论与大陆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比较中论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以及现实的借鉴意义。不得重复追诉已经载入国际人权公约，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也是刑事法治的底线。但即便是这样一个刑事司法准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和司法实践中都未能得到确认。追诉程序反复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乃至于判处死刑的再审，往往在实事求是、实质公正的名义下进行，这是令人痛心的。张会峰的“制度是如何实现的——非羁押刑事强制实施问题研究”一文，对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实施问题作了实证研究，从研究方法与写作手法上都具有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