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个人觉得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在民主、法治和市场化建设过程中超越狭隘的学科划分，更广泛地认识世界。学科的划分不等于社会的划分。学科的划分是为了更加便利我们认识世界，过分地把学科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实际上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完整。身为公共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学科的关怀，也应有社会的关怀，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对广泛的社会事务表示关注，不同的角度有其独到的价值，正是这种知识背景的差别，构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差别，反而就没有价值了。
　　２、 记者：公共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身为学者的学术追求是否存在冲突？
　　贺卫方：我想这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假的问题。我觉得历史上一些大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因为对公共问题的关注使得他们的英名得以流传，使他们的著作成为不朽的经典之作，我相信柏拉图、苏格拉底、洛克、孟德斯鸠包括马克斯韦伯都是非常关注政治、社会的人，他们对社会的关注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作出，这种角度的关注内在就具有一种学术上的价值和思想价值。我也特别希望法学领域能够有一批人在书斋里面青灯黄卷，进行一些形而上的研究，其实这种在思辩的海洋中遨游的情况也非常好，但是不应该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这里面没有价值高下之分。象韦伯这样的学者，他的学科跨度很大，并不把自己限制在某个狭窄的领域，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学者就应该安守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在里面耕耘，其实不是这样，韦伯不是这样的学者，他对德国的政治非常关注，进行过很多评论，其中有一些在后世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推动政治发展过程中学术也得到了深化，甚至我觉得包括自然科学的学者，像爱因斯坦也是这样子?D?D对社会事务绝对不是不关心的，毕竟社会的秩序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法律是一个特别具有社会性的学科，社会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是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学说得以试验的一个大实验室。如果你的学说与社会是没有关联的，或者说，当发现社会的弊端，违反法治的弊端，不去作一些抨击、批评和揭露，我觉得这就真正缺乏一种社会关怀，这样的法学家也是打折扣的。
　　
　　３、 记者：现在中国农村正在大面积地推行直接选举，但是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贿选，但是有意思的是在今年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会主席选举中也出现了类似具有“贿选”色彩的做法，如给每个宿舍送一盆花。这是否与西方政治选举中的竞选承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现实的物质回报?D?D一盆花、一顿饭、几百块钱，一个是未来的政策回报?D?D减税、增加福利等？这是否意味着在真正的选举中，其实所谓的“贿选”是很正常的，也许并非一件坏事，它起码说明选民手中的选票有了价值，至于他愿意以什么样的回报?D?D一盆花、一顿饭、几百块钱还是减税、增加福利来兑现这个价值，就是他自己的事了。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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