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对制度创新的关怀和变革法制的理想，也由于中国法律制度几乎在所有层面上相对于西方而言都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中国法学者几乎普遍将推进立法进程和推动司法改革作为研究的归宿之一。于是，在大多数法学论文中，有关解决问题的“思路”、“制度设计”、“对策”等都成为研究者所要得出的最终结论。曾几何时，一篇只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方案的论文，经常被认为“未完成的论文”；一部只分析问题而没有提出立法对策的著作，也可能被认为“没有太多创见”。在这一“对策法学”的影响下，法学者以成为司法机关的“咨询委员”和立法决策机构的“立法顾问”，作为自己法学研究事业处于巅峰状态的标志。对于著名法学家，人们不去追问“什么是你的学术贡献”，“你提出过哪些学术思想”，以及“你有怎样的理论推进”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往往推崇其对立法和司法的具体影响，甚至将其顶礼膜拜为“某某法之父”。
法学者对待“中国问题”的这种实用态度，使得这门学科越来越具有“应对之学”的特征，而少有人文社会科学所固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属性”。目前，已经有学者对法学的“科学属性”提出一定的质疑，认为这一学科越来越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格格不入。当那些年纪轻轻、初入法学之门的研究生们，学着前辈们的做法，在论文中没有对问题作出多少深入的分析，就“少年老成”地提出一堆“立法建议”时，人们不禁猛然警觉：原来一门社会学科竟然不以“创见”和“思想”作为支撑，而以立法对策作为立论的基础！
然而，法学不同于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学科，无法以实验方式来检验研究者所提出的假设和推断。法学者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议或者立法对策，也无法像当年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在一定地域中进行社会改良实验。因此，诸如民法、
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法学领域中的“立法建议”，只能算作研究者为解决某一法律问题而提出的“假设”和“推断”而已。这些建议和对策在理论上具有怎样的正当性，或许是可以通过理论推理来加以论证的。但是，它们在司法实践中究竟能否有效地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它们在今日的中国法律制度下究竟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这些都是有待证明和检验的。如果过于相信研究者的理性能力，以为法律问题就是“逻辑问题”，只要经得起形式逻辑规则的检验，立法对策就是好的、有创见的，那么，我们每一位法学者就都是最好的立法决策者了。但非常不幸的是，“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而“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来就是主观的”。过于相信自己理性能力和预测能力的结果，就是使自己的立法建议和对策变成一种“武断”的预言和“充满激情的说教”，而缺乏最起码的学术客观性。
当法学研究者将推动“某某法典”的通过、提出改革司法的建言作为研究的归宿时，他们所做的似乎就不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工作，而是类似国会议员们为促成法律的制订或修改而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法学家似乎也抛弃了自己本来的知识分子角色，而摇身一变成为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学者投笔而从事政治活动，这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晚清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就曾领导“举子”们向清朝政府提出变法动议的“公车上书”运动，并曾向清朝皇帝提出过变法的“奏折”。即使在今日的经济学界，在学术研究中也较为广泛地存在着所谓的“环中南海”现象，以为经济改革建言献策作为研究的目标。应当说，这种学者推动制度变革的活动对于社会进步是有利的，对于从事这种活动的学者也确实无可厚非。但是，一旦研究者将这种“济世为怀”的做法推向极致，以为这就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那么，学术研究的萎缩、学术思想的贫乏以及学术眼光的短浅，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这对于学术研究的前途无疑有着极为负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