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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表述并不指望能获得学者的一致同意。廉洁之必要是不用讨论的了。但有的学者可能会更多强调司法独立。但在公正、专业化和职业化这个定语中，至少部分隐含了甚至必然要求司法的独立。如果不是抽象讨论司法公正，那么，作为制度的、而不仅仅是个案的司法公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在其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在一个制度框架下排除一切不适当的人为影响。法官应首先并主要依据法律，参考国内外的经验以及其他研究资料和信息，作出诚实的、自信合乎情理的判决。如果其他人员或机构可以指手划脚、越俎代庖，即使判决结果公正，也令人怀疑单独的法院系统和法官存在之必要。而专业化和职业化本身更是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知识条件。我们今天之所以不会多此一举地强调数学研究或生物基因研究要保持独立，要点之一就在于这些学科已经有了它自己的专业话语和程序，有它们自己的评判标准和竞争淘汰体系，有它们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司法裁判当然与自然科学不同，甚至与法学研究也不相同；但是，不能不看到，司法不独立或欠缺的一个（尽管不是惟一）重要因素就是专业化程度不够。如果司法判断是一个无需专业知识（在此，职业化又是专业化的条件之一），人人都能干的活，那么，支持司法独立或法官独立的惟一理由也许就只剩下“我是法官，而你不是”——一个完全靠政治权威支撑的命题。与此相关的一个曾引起了重大社会争议的现象就是“复转军人进法院”。在我看来，这里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一个没有基本司法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仅有“法官”称号的人，即使正派、人品好，也不可能有效抵抗不恰当的和非程序化的影响，相反可能被各种社会思潮席卷。
有的学者则可能会更强调效率。尽管公正与效率的问题很复杂，但至少公正、专业化和职业化部分地隐含了效率。虽然还不能笼统地说，有效率的司法就一定公正，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公正的司法就总体来说不可能是有效率的。例如，不公正的判决更可能带来上诉、申诉、上访，势必增加法院乃至其他机关的工作量；为防止不公正的司法因此要求更多的监督，更多的司法解释，其案例也缺乏参考意义。这一切无疑会降低司法的效率。非专业化的司法也不可能有效率，尤其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社会中，从经济学原理上看，效率几乎与专业分工是同义词；而职业化又是促进专业化的必由之路。
在我看来，过去10多年来法院系统的改革似乎已不约而同地朝着这一目标发展。无论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还是90年代末到今天法官与书记员的分离、减少案件审批、有关审判委员会功能的讨论、有关审判庭功能的界定、主审法官的选任、对判决书说理以及判决书署名方式的讨论和改革，无论是正式全面推行的改革还是一些地方法院的改革实验（尽管不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改革措施），从中都可以看出这条隐隐约约的主线，朝着一个更强调专业分工、更讲效率、也许更公正但显然是更为独立的法院制度发展。甚至，诸如法官制服的改变（包括当初的大盖帽以及今天的法官袍）这样一个看似与公正效率完全无关的改革措施，也就意味着法官同社会其他人士的社会视觉分离，这是社会角色的定位。从这一维度上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后期中国法官制服的两次改变意味了法官群体的两次社会定位，两次与社会以及与其他职业的分离，意味着一种递进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独立的趋势（尽管第一次社会定位在今天看来是有偏差的），其中也隐含了公正与效率的因素。
这一发展不是偶然的。司法独立的重要一面就是专业化，就是强调专业的分工。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社会的基本趋势。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分析展示的，市场的逻辑要求并也会产生独立自由的交换个体和实体。市场经济的力量不可能不对提供解决纠纷和确立规则这种公共产品的“厂家”——法院系统——产生同类的并且是普遍的影响。正因为此，尽管许多人都把过去10年来法院体系的改革视为最高法院的推动以及学者的努力，但其最基本的动力仍然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是市场经济劳动分工中隐含和要求的自由、平等、公正以及必然带来的效率。
落实到法院的具体制度上，这种公正、专业和高效的司法活动大致体现为：法院系统对于政府其他机构和社会其他行业的相对独立；具体法院对于地方党政机关以及一些权力相当大的部门包括舆论媒体的相对独立；法院系统内各级法院之间的相对独立；以及法院内部法官之间的相对独立。必须强调，这些独立都不是、不可能是、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应当是绝对的。而且即使在这样一种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在某些地方，甚至一度就全国而言，司法的状况变得更糟了；甚至某个具体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削弱了法院或法官的独立性。例如，据我的调查，由于社会提交法院的纠纷激增，实际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就比例而言自1980年代以来的趋势一直在下降，在许多法院审委会甚至已基本不讨论民事案件了。但90年代后期的错案追究制，实际导致主办案件的法官主动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一度增多，主审案件的法官或法院为避免“错案”更多请示审理上诉案件的上级法院和法官，以及一些上级法院法官利用这种权力以权谋私。不管这种状况与理想的或中国司法制度应当达到的司法独立状况还有多少差距，也不管这种状况在许多比我更为急迫的司法改革家看来是多么令人不满意，应当承认中国的司法独立在过去10年间仍然有所发展。这是一个应当坚持的方向。进一步的司法改革措施不应当背离这条路。当然，由于社会诸多条件的变化、某些不测事件或紧急状况的发生，适当的修正、调整是可以的，为了获得最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局部的妥协、甚至后撤也不构成无法救赎的罪孽。但是在上述因素均不存在的前提下，不能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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