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一词的“得势”，也冲击了“少年”一词的地位。少年曾一度被作为指称青少年中的未成年人（一般指14周岁以上18周岁未满的人）而使用，特别是在涉及违法犯罪的场合。例如少年司法制度一般被认为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对应，少年法庭一般被视为与普通刑事法庭对应，少年犯罪一般被视为与成人犯罪相对应，少年管教所则是与普通成人监狱相对应。早期的有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立法，也多使用少年一词。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1991年）；
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1991年）、
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政法四单位《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1991年）等。但是，近些年来，少年一词同样有被未成年人一词取代的趋势，特别是在相关立法中。如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把1991年颁布的《
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少年”一词几乎全部改成了“未成年人”。但是，至少在青少年法学研究中，少年一词仍在作为未成年人的同义词而使用。[18]
我主张在涉及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犯罪或不良行为的刑事法语境中，使用少年一词。例如少年法、少年法学、少年
刑法、少年法庭、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院、少年管教所、少年教养所、少年犯罪人、不良少年、问题少年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形成少年法学学科基本术语和基本范畴，构建少年法学专业槽。在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犯罪及不良行为问题的语境中使用少年一词，而在其他语境中适用未成年人一词，这与英语juvenile一词含义的特定化，有异曲同工之处。英语juvenile经常适用于司法程序中，带有否定性的违法含义，“通指犯有过失和罪行的青少年”[19]。联合国有关少年司法的文件中，就多用juvenile[20]一词，如《北京规则》的英文本名为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The Beijing Rules”）。因此，少年
刑法可以区别于未成年人
刑法：少年
刑法指以未成年人为犯罪主体的
刑法规定，未成年人
刑法则还包括
刑法对未成年人，特别是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规定。以此类推，少年法学也不同于未成年人法学，少年司法制度不同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少年法庭不同于未成年人法庭，少年检察不同于未成年人检察，等等。
其二，保持历史的延续性。自清末以来，在涉及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违法犯罪语境中，多适用少年一词。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于1833年7月在广州创办的中国近代内地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日统计传》（1837年后出版地迁至新加坡）中即有：“少年犯罪之人”的句子，明确使用了少年犯罪一词。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1907年）《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第一号所刊登的汤化龙《不良少年感化制度》一文（该文主要是对日本小河滋郎著作的编译），也有“一般犯罪者中之少年犯罪者及有犯罪之势之无赖少年，所以有加而无已也”之句，也使用的是少年犯罪一词，并把少年犯罪作为特殊的犯罪类型来论述。1913年《法政学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的《少年囚》一文，也使用的是“少年”一词，其中有“衣浅黄色囚人服之少年犯罪者十余人”之句。20世纪30、40年代，这种传统仍然得以延续。例如1931年12月16日《法学新报》发表吴秀三撰《少年的犯罪》一文，1939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少年犯罪研究专著——赵琛所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再版）。在该书中，少年犯罪、少年法院、少年感化院、少年法等词均使用的是“少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涉及以未成年人为违法犯罪行为主体的场合，仍基本上延续了这一传统，广泛在违法犯罪语境中使用少年一词。例如中央公安部《关于处理女犯、少年犯及老年犯的指示》（1951年10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少年犯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1955年5月10日）、司法部《关于少年犯送管教所管教是否要经法院判决等问题的批复》（1955年10月28日）、公安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少年管教所工作的意见》（1965年5月15日）、
公安部《关于检查和整顿少年管教所的通知》（1980年5月19日）等。尽管90年代以来，出现了未成年人与少年并用的情况，但是直到今天，少年一词在刑事法语境中的运用仍然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