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赞成和使用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同时，也有相当部分学者或认为此概念存在谬误；#a#8#/a#或认为《
民法通则》接受不成熟观点，“进行概念变造，从而带来许多弊端”，“确实没有很好地消化德国法以来的法律行为理论和法律实践的成果”；#a#9#/a#有的学者“深感捍卫‘法律行为’术语尊严的必要和重要”，#a#10#/a#坚持只用“法律行为”这一传统术语。
考虑到“从逻辑上，‘民事法律行为’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在一个专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中，不应该重复大前提或者其最上位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之间逻辑关系混乱”，“‘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的创设是徒劳无益的”，#a#11#/a#郑云瑞博士所著《民法总论》第十章采纳传统民法“法律行为”术语而非《
民法通则》的“民事法律行为”概念。
《民法总论》对传统民法理论的恢复，还表现在对传统民法理念的坚持。如作者主张“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仍然是可行的、基本的法律分类，公法就是公法，私法就是私法，不能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渗透与交叉而否定二者的本质区别”。“民法的私法属性是民法性质的主要体现，并由此决定了民法私法自治、权利本位的理念与功能”。“权利本位是民法私法属性的具体表现，民法的一切制度都以权利为核心而构成”。#a#12#/a#正是在领悟民法的私法属性和权利本位的基础上，《民法总论》围绕“权利体系”（第五章）、“权利主体——自然人”（第六章）、“权利主体——法人”（第七章）、“权利主体——合伙”（第八章）、“权利客体——物”（第九章）以及权利的变动——法律行为，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民法总论体系。
二、借鉴国外立法和学说，省思中国民法理论与实践
民法学历史悠远、理论根深。作为民法学的教科书固然需要恢复和坚持民法的传统，让读者在古老的民法殿堂中领会民法的风骨和精髓。但若完全脱离中国法律、中国民法的实践，教科书可能仅仅是国外理论的重述，读者难以了解中国民法的真实面目，作者也难言对中国的法制建设的切实贡献。所幸的是，郑云瑞博士所著《民法总论》不但避免了这种局面的出现，而且在借鉴国外立法和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民法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深刻的省思。试举几例以为说明。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这是世界各国的通则，但正如有学者的批评：“自然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制度，过于僵硬”，“必须设法突破此种过僵的制度，在例外情况下，对胎儿的利益给予必要的保护”。#a#13#/a# 在胎儿权利能力保护问题上，世界上存在列举主义、概括主义和绝对主义三种立法例，我国《
民法通则》属于绝对主义的立法例，《
民法通则》没有直接规定胎儿的权利能力问题，但根据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民法总论》作者指出，“绝对主义的立法例存在明显的缺陷。我国关于胎儿权利能力的立法有待进一步的完善，胎儿的利益不应仅仅局限于继承权，还有其他权利的保护问题”，#a#14#/a#进而分析指出梁慧星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采纳了概括主义的立法例，较好地保护胎儿的利益，而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却未能弥补这个立法漏洞。
